有上帝的保佑，对西伯扩张领土之事不以为然。纣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还怕什么呢？殷纣王的天命思想正是传统的天命思想现，整个王国里不都在信仰着天命，祖祖辈辈不是在信仰着天命，祭祀着鬼神，纣王自然是从小到大就是被天命思想输着。所以纣王自然是相信“啊！我的命运难不是早就由上天决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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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文”里一面大讲天命与神沟通的同时，一面也大力颂扬开国之功的文王。周初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天命观”是一有效地治‘天下’的政治手段。周人把自己取代殷商统治说成是天命不佑护了殷纣，而佑护了周人的文王；是殷纣违背了天命，文王顺应了天命，这就给天命以全新的解释。在“西周文”里，充满着这“天命”的思想意识。“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尚书·泰誓》）

可祖伊对纣王提的疑问给的解释是：“呜呼！乃罪多，乃能责备在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

这是周人要取代殷商时，寻找历史据的说法。夏桀不能顺从上天，给国家造成灾害，于是上天就不再保佑夏桀，废除了夏桀的国运，而保佑了成汤。这是武王在《泰誓》里的讲话，是为自己灭商寻找到的理论据，这正是“君权神授”的最初理论。

纣王与祖伊的这段对话虽是自《尚书·西伯勘黎》，此文不过是西周初期统治者设教的目的。纣王与祖伊的对话，正是现了周初统治者对天命的新诠释。

既然《周易》一书不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哪么是自何时呢？是否是自西周中期或后期呢？我们继续寻找其产生的时代佐证来，虽然“西周文”里找不到《周易》一书的蛛丝迹，那么，还有反映西周时期的一诗歌汇集——《诗》。我们看能否从《诗》里寻找到《周易》一书产生的时代来？

在“西周文”里充满着重的天命思想与占卜巫术迷信的同时，又宣扬着“以德天”因果报应的“天命政治观”。“以德天”正是周人建立周朝后的政治纲领，这既是历史政治经验所得，也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只因小周却消灭了大殷国，在建立的周人分封的一统天下的家天下统治后，不能不沿用商朝的天命思想来统治殷商留下庞大的商国民与地盘。周人同时给天命一新的诠释，是为自己夺取天下寻找一新的借。即要想得到天命的保佑，是要附有条件的。周朝的统治者给的“条件”就是“德”（即周王应虔诚的祭祀天帝与祖先神，以及勤恳的为“天命”赋予的治理好天下民的使命），“以德天”成为周初的政治号。周王朝讲的“德”，就是“西周文”现大量的“德”说。周初的“以德天”，也就逐步演变奠定了帝制社会两千多年德治国的乌托论调。

周人建国后，不是不信天命，而是相信天命保佑了文王，才取得了立国的基础。而西周倡导的“德”，其目的是“天”的。“西周文”里充满着“以德天”的思想，既笼罩着重的天命巫术思想，又阐发着以“德”的王政说教。这正是西周初期时代的背景决定了。“西周文”里的思想与《周易》一书的思想是不同的。《周易》一书，既没有了天命思想，而且是一无神论的政治哲学。《周易》打破了西周初期“以德天”的天命神学思想，而构建的是“以为民”（《周易》里没有“德”说，而是现了大量的“孚”说。“孚”的本义就是“”）的“民本”思想。《周易》一书是一理思辨的政治哲学，显然与西周初期的时代背景不符，既不是周初的统治者（即文王、周公）创作了《周易》，更不是西周的史巫创作的《周易》。

祖伊说的意思是“啊！您的过错太多，上天已有所知，难还能祈求上天的福佑吗？殷国就要灭亡了，您要勤于政事，为国努力啊，要不您的国家能不被周国消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