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的游吉，从楚复命回国，告诉展说楚王将要死了。认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奉。游吉为阐明楚王快死的说法，就引用《周易》的句为引经据典为论证的依据。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大叔归复命。告展曰：‘楚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其楚之谓乎。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复”篇中的句内容，来阐明“楚将死”理。《周易》里的“迷复凶”，是指“迷途，不返，就凶险了。”也可解释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凶险了。”意思是在错误的路上，不悔改，就是凶险的后果。游吉引用这《周易》里的话，隐喻楚王有错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吗？这引用的句再恰当不过了，增了论事的说服力。这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可是两码的事。这游吉可是郑国卿大夫级的人，是代表郑国使它国的外使者。这也反映了《周易》一书在秋时期的上层卿大夫里，是与史巫的认识不同，是被看作一理论书籍，这在《左传》里是个泾渭分明的事情，这应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以律，否藏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师》篇中的句。而现通行本《周易》“师”篇中还有这句话：“师以律，否藏凶”，这是一字不差的。《宣公十二年》里记载的事情是知庄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是用来阐明事理，可不是筮卜的。《左传》记载，在宣公十二年季发生了楚庄王攻郑国，到夏季，晋国派军队去救郑国。这支救郑的军队的主帅是荀林父和辅佐的先榖，还有将领荀首，赵朔等，这支军队到达黄河听说郑已和楚讲和，主帅要带兵返回。而经过一番讨论，先榖却反对退兵，要自带领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这就现荀首引经据典，真对先榖的行为认为是错误的。

“《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以律，否藏凶。’”这在历史上也是记录的最早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用来阐明事的理。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离《左传》记载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过去75年。即《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第一筮列75年后，在晋国的上层卿大夫人是引用《周易》里文章内容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的。而《周易》“师”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用兵而讲述的政治理。在秋时，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看来是读懂了《周易》。所遇到军事问题，就引用《周易》一书里讲述战争的理论文章来阐述理。所引用的句内容与阐明的事理是恰到好。《左传》里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说：‘先榖这些军队危险了。《周易》里有这些说法，是在《师》之＂临＂里说：‘军队征全凭纪律，如果治军不好，就凶险了’。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藏’，反其就是‘否’。大众离散是弱，河川阻就成为沼泽。有了军律，如同律已那样，所以叫律。执行不善，而且纪律枯竭了。从充盈到竭尽，阻而且不整齐，就是凶险征兆了。”

这里引用了《周易·师》篇中的内容，如同引用《诗》、《书》里的文章句那样，来阐明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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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是在于说理，完全不同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是用于筮卜人事吉凶。这就是秋时期两派对《周易》一书不同的认识。这里引用《周易》里的句时，又不同于像引用《诗》里句那样，直接称《诗》曰，或《诗》云。而在《左传》里凡引用《周易》一书的句，则现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这用法格式，而不是《周易》曰；或《周易》云。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所用的称法与史巫筮卜时的称法有相同，如《左传》里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观，利用宾于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时说的是：“《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以律，否藏凶。’”可这文章句内容是自《师》篇里，而不是《临》里的句。这引用时的称法与筮卜时的称法则基本相同，这是什么理呢？这决不是后人说的是筮卜是产生了变卦的那臆测的说法，这应是一固定的对《周易》称法，这只因是当时的《周易》文本结构所决定的了。前面在《周易》文本里，已讲述过这是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所致。即使这结构形式的《周易》，只要看懂《周易》里文辞内容的义，岂能认为是一卜筮之书呢？

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以律。否藏凶。’执事顺成为藏。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