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惠伯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诠释，是后儒“《易》有圣人之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的承继（《系辞传》）。

这是我们通过《左传》除史巫周《周易》言筮卜人事之例外的引用《周易》直接用于说理情况。

产生的《系辞传》里的亦筮亦理去释解《周易》无疑有所影响，这也是双重看待《周易》的学术开始。

而在服惠伯释解“黄裳元吉”时现的“元，善之长也”，早在《襄公九年》里穆姜也曾以义理解释过“元”。《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薨于东。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也。君必速。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也。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事，然，故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矣。’”

而医和，史墨引用八卦筮卜内容引《周易》内容，虽是用于说理，但混淆《周易》与八卦筮术概念，是造成混的开始。

而韩宣虽是一间接的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不言而喻《周易》就是一义理（理论文章）之书。

通过以上分析，最早引用《周易》的是伯廖，尔后是知庄、郑大权等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用于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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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成公的母亲穆姜在搬东时，曾筮了一个《艮》之八的卦。占筮的太史说是《艮》之《随》，“随”是去的意思，所以太史想让穆姜迅速的离开东。而穆姜则用《周易》里《随》篇中的“元亨利贞，无咎”，以四德来解释，反对史官占筮的意见。认为自己没有遵寻信德而行事，与四德全无，又怎能合乎《随》里的“无咎”呢？认为自己惹祸端，又怎能没有祸呢？所以认为自己就应死在那里，无法去了。”史官占筮，用解释《随》是去的意思建议穆姜迅速离开东，而穆姜确引用《随》篇里的“元亨利贞，无咎”，对照自己的行为，认为既不但不认为是“大吉大利，无危险”兆，而且认为自己应该死于东，这可是与史巫形成鲜明的认识对比，从穆姜用四德解释“元亨利贞”，以反对史巫占筮的说法，这不是最早从一个测面有力批驳史巫占筮荒谬的例吗？穆姜能从占筮的《随》卦里引用“元亨利贞，无咎”从义理上解释，对照自己的行为，预知结果的可知，这是理的思维方法。若史巫筮卜《随》卦，而认为《随》卦里的繇辞不正是“元亨利贞，无咎”吗，那么穆姜搬东，不正是“大吉大利，没有害”的兆辞了吗？看来穆姜不相信占筮的那一，而是从“元亨利贞”引四德理论对照自己的行为，能够理的认识到现实中自己的结果，还能有什么“无咎”，而不会是好结果。穆姜非常明白自己的结果，也就愿意死在东。上层人已懂得以理的思维看待自己的行为后果，而不是听信史巫占筮的吉凶说法。这即是对《周易》一书理的看法，又是对那时史巫与筮卜无情的驳斥与批判。这穆姜对《周易》里的“元亨利贞”四德的解释法，可以说是最早从义理释解《周易》的“易学”了。这里的四德解释《周易》，后来确实收到《易传·文言》文章里。

能反映秋时期的历史、文化的是给我们留传下的那一宝贵的《左传》史书。除《左传》史书以外，在秋后期还产生来了一个伟大的人，就是大思想家孔。孔可以说在中国思想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没有全面解读《周易》一书的实质内容与质时，孔占有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的位置。孔是继《周易》作者之后产生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老被传说的比孔年长，而留传下来的《德经》也叫《老》，是战国后期人假托老之名而创作的一篇政治论文。那并不是传说的那位老所作的。传说秋时期的那个老，有无其人还说不清楚，自然那个老，还列不到秋时期思想家之榜上），所以秋时期唯孔一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没有第二人。正因《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没有正确的释读，反而被史巫庶蔽，孔才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宝座的位置上。而真正能够到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哲学家宝座上的人应是《周易》作者，这是后话，此不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