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到王明时“筮”、“理”同一说，这又是一“明的哲学思辩”。王明的“心”说，看似有类似迪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但两者哲学思想的思维方法，所引向的结果，完全是背而驰的。迪卡尔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而很可悲的是王明无法享有东方哲学上的殊荣，王明的哲学即不能引发中国哲学上的一场启蒙与突破。而王明心学弊，为后学者只能谈心，空喊致良知罢啦。而帝王官僚统治者已然，依旧尽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再次导致落后民族的侵，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一场大耻辱与劫难。王明的哲学同样不能救国与救民，同为儒学的德政治“乌托”。

王明的《传习录》里这样说：“《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而明朝后期也有一位易学家来知德写

孔对卜筮的认识是何等的理与睿智，现了孔的伟大之。难王明就分不清卜筮与义理之学两者的区别么？王明能有如此的认识，可想“明学”的理论了。朱把《周易》讲成卜筮，程颐把《周易》解释为义理。到王明这里把两者说成是一回事。那么，汉象数灾异筮术之学与王弼的义理“易学”，也就成了一码事了吗？无论是讲卜筮，占问，还是讲义理（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大思想家王明的结论。若站在后封建社会里来看，王明的说法，还真是蛮正确的。若搁在现在来看，王明的说法是颠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疯话。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

这正是王明把卜筮与义理等同看待的理论依据，这在后封建时代，就是这个理，后封建社会里确实无论讲什么义理，还讲什么占验卜筮，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封建社会里，是“天人同构”、“天人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后封建社会里是鬼神、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神世界里的时代。后封建社会里那些“义理”之说，只能助长人们更加的迷信，与失去主的独立神，与筮卜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个方面来看，王明说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实的反映了后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但这里也别认为王明对帝王社会里的思想意识有了什么反思，才说这么“有哲理”的说法来。其实王明的思维逻辑，用现在的光来看，一样是“巫术式”的。

又说：“蓍固是《易》，亦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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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把程颐的义理《易》与朱熹的筮卜《易》说是一回事，同是决疑的。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这充分表明王明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巫术思维里。看看这些大儒的思想，明朝走向衰败，灭亡，已成定局。

程颐讲义理的《周易》与朱熹讲筮卜的《周易》，说成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区分，这主筮与主理的原是一回事，这就是大儒王明的逻辑思维。

朱熹把《周易》解释为占筮之书，又在《周易本义》里增加“卦变图”及筮卜仪式，无疑现朱熹的神学思想。卜筮本是巫术的派生，朱熹所讲筮卜的神启仪式，更现了巫术思想。而程颐虽运用象数易学，并结合《周易》里的文辞来解释《周易》里的义理，彰显的是理的人文思想。占卜问筮是妄想先知人的吉凶理，能说成是一回事吗？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先秦的“易学”佚文里，孔对《周易》的义理定是非常的睿智与理：“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君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