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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常引《诗》里的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渊，如履薄冰。”儒者是谁？即读书仕官者。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人，是准备考取功名，要仕官。而在封建王权时代里官即是臣，臣是君的。臣一样没有国家法律（王法）上的生命权与人格权的保障。儒家至多是一个神上的人格权与尊严。孔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畏就是怕。孟不也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吗？孔也说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吗？为何还有畏惧之心呢？在“天命”上儒者是最怕的。儒者不是劳动者，儒者是读书人，是读所谓圣贤之书的人，读书的目的是求功名，穷儒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是憧憬着书里的“黄金屋”与“颜如玉”。求不上功名，求闻名，即立不了功，就去立德。“天命”是人的主宰者，在儒者看来，“天命”不可违。儒者求功名博得官禄地位，都是“天命”所赐。“天命”始终贯穿在后儒学的学说中。“天命”转换到社会人生的现实里就是“树易折，楼易倾”，“日中则昃，月盈则。”也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读书不中，敬畏天来保佑。“天命”是儒家的等大事。“大人言”就是王权，掌握着生杀之权的官位重者，不能不让人畏惧。“灭门知县”（“灭门知县”，是意为一县百姓的家命，全都掌握在县太爷手里，生杀予夺，全在知县的一句话。在专制制度下，百姓面对知县大老爷的鱼之举，完全没有社会救济途径，即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权力制衡机制），一个知县可以灭门，能不让一个书生心生畏惧。圣人的言语也是权威，是准则。《尚书》里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渉于冰。”《周易》里说“履尾虎”，总跟在老虎尾后面，能不畏惧吗？当然在王权社会里最畏惧而产生忧患意识的是读书人。也是有功有名者与有产者才有畏惧之心。而无功无名与无产者（即“小人”），也没有什么畏惧之心。也无需忧患意识，他们或许还在祈盼着天下大，在改朝换代中改变自的命运，从中分得一份财富。所以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忧患意识，是针对贵族统治阶层，而不是针对百姓所讲的东西。因为百姓是统治者关心施的对象，是官之民，这正是先儒所奠定的东西。如《系辞》里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浴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撰》德之制也。”《系辞》的作者认为作《周易》者所有了忧患意识，故才调了那么多的德理念。《系辞》里这一认为，不无理。我们不考证“《履》讲的是理的基础。《谦》讲的是德的枢纽。《复》讲的是德的本。《恒》讲的是德的巩固。《损》讲的是德的修养。《益》讲的是德的增。《困》讲的是德的规范”这些被《系辞》的作者所认为的是否正确。但《系辞》的作者说明了一个理，无疑是正确的，即作《周易》者有了忧患意识，才把德作为了立世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