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篇同样是凸显的是步思想。《益》是倡导增加财富，而调的是民为本，增益不能违背民原则。我们可通过《益》篇的译文与解说，就可明白《周易》作者是在宣扬什么。不能只见到有“王享于帝”，便把《周易》定为“古代卜筮的底本”，“是以术为脊骨，而以迷信为其全血的”宗教之书。在没有明白《周书》一书的本质，却断章摘句，而妄下断语，是抹煞了《周易》一书的步思想。虽然这里现的“王用享于帝”，也不足以推翻《周易》里的无神论思想。虽然郭沫若是史学家，又被称为一代文豪，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但郭沫若所提的四条据是站不着脚的，《周易》是政治哲学，既非卜筮之书，也不是宗教之书。

至于郭沫若所引用“王享于帝”，就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同样是站不着脚的。“王用享于帝”自《益》篇。《益》：“或益之十朋之，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这里的“王用享于帝”，确实是讲祭祀的，但也有人把“王用享于帝”，译文“王祭祀先祖”。《周易》里多次提到“王假有庙”，这是《周易》作者赋予“王”利用宗庙祭祀礼仪活动的职责。即使这里的“帝”是指“天”，而不是指“先祖”。那么，“王用享于帝”，也只是“王”行使宗法礼仪的职责。即使这里提到祭祀的事情，也不能认为《周易》就是“卜筮的底本”，《论语》里也讲祭祀，难《论语》也是卜筮之书么？而这里所讲的对上帝的祭祀，也不足以推翻《周易》是一无神论思想的政治哲学书。这句话虽然讲的是对“帝”的祭祀，但是是有条件的，即在于有了增益，又了财富的积累，在正确的路上有了大发展的前题下，君王祭祀上帝是吉祥的事。我们知《周书》里弥漫着迷信活动，反映了周统治者对鬼神信仰。而《周易》一书反映的时代与周初的时代不同了，《周易》提倡理，反对迷信。但传统上的祭祀宗庙里的祖先，与天地主宰之“帝”，不可能在西周后期割离，即《周易》一书所起到的“宗教革命”，也不可能在那样的时代里行的彻底。在作者的思想上，只是对祭祀上采用最简单的东西对待，以及对“帝”的祭祀也是有条件的。《周易》突的是“民本”思想，而对“帝”或“祖先”的祭祀上认识，却还有时代的局限。但《周易》并没有有意的去宣扬鬼神与迷信，每篇文章彰显着理，是讲述辩证的治国理。

“享”的本义是指“用供奉鬼神”。这里的“簋”（gui）是祭祀宴享时盛黍稷的皿。“二簋”是指装有两农作的皿，无论是粱，玉米（黍）或是谷（稷）。都是很普通的粮。作者认为用这普通的粮作祭祀用品，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周易》作者无疑是反对那些杀宰羊大张旗鼓的搞祭祀活动。在于作者看来，把心思用在民（执政为民）上，那么祭祀也就可有可无了。这不但不是提倡迷信，而是反对抵制迷信。本《损》篇中现的“”，并不是讲占卜之事的。郭沫若把此句作为《周易》是卜筮的低本的证据，也就失去证据的意义。以上郭沫若列举的两个据是不能成立的。郭沫若提的四个证据，只对“灵”与“凶”个断章取义外，而对其它所列所谓的证据并无解释。我们且看后两句所谓的证据内容，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和“享于帝”。

《大有》篇最后有一句话是“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有》篇是讲述农业收成问题。在作者看来，农业生产上，既不遇自然灾害，也没有人为的灾祸，才能获得农业上的丰收。而最后现的“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里的“天祐”，直译是“天的祐助”。而这一句在文章里的意思是：“农业生产有了风调雨顺，才能大获丰收”。“天祐”实乃是不现自然灾害，即风调雨顺的意思。这里的“天”是自然的天，这里的天，在作者里就是指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不现自然灾害。这里的“天”是扣文章主题，没有任何迷信，而现的是客观事实。因《大有》篇也不是讲什么神秘的东西，作者也不是说“自神祐之”或“自帝祐之”的话。这里现的“天”是一自然现象的认识，并不是宣扬神灵与上帝。

意思是：“即使增益而拥有财富，只要不违常规，是大吉大利之事。”《损》篇文章中心所讲的是对祭祀上应当减少开支，而对财富积累上增加收益。而这句话里虽然现一个“”字，但此并非是指“灵”，即占卜的工，而是指财富的象征。这里的“十朋之”里的“朋”指朋贝，即钱币，两串为一朋，“十朋”意指相当多的钱财。这里的“”，也是指昂贵之。“十朋之”是指财富之多。《损》篇正是作者讲述对祭祀上应当减少开支。《损》篇立论里是这样说“损，有孚元者，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这立论中有两层义，第一是调的减损是为了民，即民的行动曾加了财政开支，这对于统治者来说财富虽减损了，而是为了百姓，这是正确的事情。第二调的是在祭祀上用两最简单不过的东西替代，这就是祭祀与民形成鲜明的对比。民的行动上应多支，祭祀上应最小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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