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收益,远远超过铸币税。

然而王角不能如此,他算过一笔简单的账,抛开广州不算，如果将岭南省其它地区纳“劳人党”的治理，并且照“湘南模式”来社会改造,那么理论上岭南、江西、湖南三个省的稻谷总产量,很有可能在现在的贞观朝,达到中央心区的一半。

实际上为了接下来的战争,“劳人党”的价格和经济委员会,已经准备好了超发。

动员令之下，不可能人人都踊跃参军的。

总有人怕死，总有人只是嘴上喊喊不想真的扛枪，但对王角来说，这不要。

不去前线就去后方，对嘴上喊喊的人来说，这是极为乐于见到的，毕竟革命区有一个宣传号非常好，那就是“前线和后方，都是工作，都是战斗”。

这几乎就是为数不多显而易见的优势。

这时候，就是革命区的机会期，或者说转折期。

所以当五个战争委员会副主席都在盯着工业区的时候，王角内心其实早就安排好了两可能。

湖北的东北地区同样受灾，到今年才重新恢复生产，河南尽是京畿地区，但是河南的东南地区同样如此，并且因为是京畿地区，至今没有恢复生产，情况恶劣程度，比淮北有过之而无不及。

敌我矛盾、敌我力量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有起起伏伏，关键是如何扭转这对比，最终形成多数对少数，大多数对极少数。

也就是粮现了特殊阶段的区域剩余，这个剩余，完全可以支撑一支庞大的革命军队去战斗。

没有形成绝对的代差，只要不是一和零的关系，那么不敌人是十倍还是百倍，前期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持过去之后的革命优势同样就有多大。

不是哪一，优势都是会在一年多最多两年后显现来。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帝国的军阀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粮问题，海上贸易的大量运力，必然浪费在运送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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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们的目光，几乎一致盯着岭南省的工业区。

如此一来，这笔账就很清晰了，革命区的粮产量肯定是伴随着稻的总产量增加而增加，帝国军阀统治区的粮产量，必然是伴随着稻总产量的减少而减少。

但湖南和江西，本质也是中央心区，南昌和长沙，同样都是帝国前列的大城市。

有了这个判断，王角在签发动员令的同时，又再次发布了第二次“城市青年农村再就业”的号召书。

原本的稻产区湖北、江淮、江东，其中江淮省连续两年多大灾，而且现在人祸不断，几乎是砍掉了中央心区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有了这个号，人的内心就有了台阶和借，原本不愿意在农村吃的苦，这时候，也就愿意吃了。

不武汉集团方面的科技优势，还是江东集团方面的资本优势，如果“劳人党”是在南海边陲地区的“狮驼岭”，那自然是要面临远远超的代差。

此消彼长之下，这是革命区的最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