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方式经常错重叠，例如两税虽为土地税，而其支移和折变却往往依据各的等下，而有输送远近之别，折价贵贱之别。

通过上面的描述，可知大宋划分乡村五等主的各财产标准，其实都是以土地为基准的，唯有家业钱还须兼估浮财。

这还是康家庄这等远离城市，经常遭受浸危害，少人问津的一般田地，真要是开封、江南等官、大众多又沃的膏腴之地，牵涉的利益更多，土地的归属和划分还要更加复杂。

而大宋官府摊派乡民的各赋役，又大有四方式:

第二，各的人丁，例如丁税;

比如康狸一家，原以为自己耕的田地是宗族的族田，却不知早在几年前就成了康善才的私田，等康善才一死绝，康狸才搞清这其中的。

还有一些佃农，虽然没有耕地，但尚有一些墓地、房基地之类等非耕地，也同样列主的籍。

由此可知，不是谁来担任知县，只要想顺利收上税都少不了郑成这类掌民赋簿籍的押司，这才是其能在县衙“说上话”的底气所在。

第四，各的家业钱或税钱等数额。

比如一些地主为逃避赋役，把自家一分为数，降低了等，这就叫“诡名”，由于变相隐瞒了财产，就可以不或少赋税。

还有第五等有产税虽名为有产，但所纳不过尺寸分厘、升合抄勺，虽有若无，不能自给。

大宋的主又称“税”，本该是“有常产之人”，可在事实上，却又存在着“无产税”和“产去税存”的情况。

没见识的康狸便真的信了，当然，他也不敢不信，不信就别想租“官田”。

最底层的下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家产和所耕土地情况吧？其实不然。

一些下因各原因丧失土地后，由于地主与官吏通同作弊，在五等丁产簿中还登记着他们的田产，不予销除，结果还是依旧缴纳赋税，成了名为主实为“受人之土，庸而耕者”的客，这便是徐泽所说的“托名诡寄”。

即是划分乡村主等的财产标准，例如役钱与和买。

籍和各赋役的划分就已经如此复杂，再联系到大宋不限土地兼并，一田十年易八主，想绕过掌握历年版薄的官府，自己理清治下村的等和税额，即便是积年老吏，也很难到。

大宋的田亩和税收到此时早已是一笔麻账，真正能搞清楚中间内幕的，理清各方利害关系的，也只有郑成、宋江这类“胥吏”。

当然，徐泽目前还不懂其中的弯弯绕绕，这些专业很的技巧要等到日后清理康家庄和张岭二村籍田亩中，郑成详加解释后才知。

随后，县衙郑押司又说据大宋刑统，绝田必须全收归官有，仍可以租给他家耕，但租要直接给官府。

目前构成同舟社的社会阶层毕竟还是相对单一，所以，徐泽费心思调查的结论其实还很不全面，很多“资地主”才能彻底掌握诸多的赋役转嫁的专业技巧本就是闻所未闻。

，以播的升、斗、石划分等，这实际上仍以各土地的多少和瘠为基础。 [page]

而如梁山亡，即便没田没家业，但有船有网，能捕鱼创收，也必须要渔税。

郓州所的京东西路和京东东路一样，因为治内情况复杂，各县的等划分标准都不统一，有的地区用家业钱，有的地区用顷亩划分乡村主等，如寿张县便是以家业钱划分等。

第三，各的等，例如差役;

由于用家业钱分等，要估算浮财，一些地方官吏为了政绩和刮地的需要，还好会把一些没有土地，而又稍有浮财的佃农，也列乡村主的籍。

还有一些地主“假佃之名”，把土地投献给官，成了名义上官的佃，这就叫“诡名挟佃”，官吏只有把诡名的负担加给其他，而这些上有力之家依约分租课，券契自收，托官后，照旧经营经营自己的土地，并未真正失去土地所有权，耕土地的也还是原来的佃。

但在实际作中，主、客的差别，并不完全依据土地的有无。

第一，各田地的数量和质量，例如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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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福州、州、合州、昌州和富顺监等地，多山少田，石里庄稼，田亩量算太困难。

四、五等和以佃农为主的客之间，便如康家庄下康狸和梁山泊亡作比较，彼此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很分明的界限。

役钱是神宗朝王安石实行免役法时新增的赋税，最初的规定是役钱由一、二、三等分等缴纳，而四、五等下不纳役钱，但很快“又令四等以下均役钱，未几，又令只据税钱，不用等第”。变成了不等家境，你有钱没钱，是人就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