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大宋退一尺，大同便十寸，绝不会让一块良田撂荒。

吃了哑亏的宋臣还不敢打回去，因为本打不赢，更因为擅自抗击同军而被愤怒的教主君皇帝下诏灭门的秦桧和郭仲荀的前车之鉴。

这事还不能报给朝廷，报了也没用。

朝廷不仅不敢理，搞不好还扣个擅起边衅的帽扣下来，不死也得脱层。

半年时间不到，大宋河东南路边境地区便被大同渗透得如筛一般，以至于正常的行政都无法运转。

最终，还是有聪明人找到了解决办法派人联系北面的邻居，请求大同的共建会基层组织向自己治下发展，然后逐步展开社会改革。

更有手通天者，居然请动了同军第三军演队南下演。

如此一来，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步步蚕，大宋河东南路则逐渐变，外宋内同，南北一家，完复制当初同舟社在京东东路登莱等州的故事。

一线官员政绩有保障，军民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又是皆大喜的局面。

至于朝廷和赵官家？

河东南路搞成现在这副鬼样，难不是教主君皇帝和朝廷一手造成的么？

当大同以民生建设的窗效应收揽仍在大宋控制下的河东南路人心时，金辽两国以战争为手段争夺国土的行动也即将展开。

但金国对辽国发起攻击的时间比很多人预料的要晚得多，一直到了二月份，早已完成集结的金军仍窝在上京尚未开。

不是完颜阿骨打不想早兵，而是金国的后方又了不少问题，让金国皇帝焦烂额，不得不推迟兵计划。

首先，是去年底才拿下的中京兴中府和宜州两地叛了。

叛的诱因，和已经去了西京的耶律大石没有半关系。

辽国末年，政治腐败加连续灾荒，一步激化了原本就已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

而东京的女直人完颜阿骨打和渤海人永昌接连叛建国，只是这些社会集中爆发的外显形式，并一步加剧了这些社会矛盾。

相对而言，东京和上京分地方经过激烈的战争后相继易主，反而是长痛不如短痛的“好事”。

尽这些地方的军民投降金国后，并没有因为由辽人变成了金人，就能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频频现的灾荒。

但作为先投降者，至少还能跟着女直人的后面喝汤啃骨，享受女直人漏下来的一战争红利，得以转移分社会矛盾。

而于准前线又持到最后的兴中府宜州等地，则长期承担着支撑战争的大压力，民力早已透支。

社会各阶层尽皆厌倦了这没有希望的生活，都盼望着能够改变现状。

可金国拿下这些地方后，不仅没有改变其社会结构，解决于爆发边缘的社会矛盾，还在原本的社会金字塔层又增加了一层，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