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机留在东京御敌。

由京师四守御使，变成了负责整个京畿路防务大事的都统制，肩上的责任更重，可调动的兵更多，刘延庆却半兴不起来。

失去了天的信任倒在其次。

军的富贵来源于手中掌握的军队，无论谁掌兵都只会被天当贼防，信任是永远不可能信任的，了军就要有得不到天真正信任的觉悟。

朝廷割让“两河”之后，东京开封府就成了前线，同军不知什么时候就能杀过来。

以开封的战备情况，只要同军全力攻，必然守不住。

到那时，命倒是不用担心，其人打仗不行，却也不会什么殉城守节的蠢事。

刘延庆不的是君非要留他在东京，摆明了想让自己落个丢城失地的罪责。

更让其人担心的是东京城中暗涌动，留守司官员各怀心思，真等到同军打过来，就怕有人会在背后刀——也包括前的王太傅。

这段时间，王太傅以各罪名，接连抓了不少“有异心者”，虽然基本没有动军中之人，却逃不过刘延庆的睛。

其人表面豪，其实很有心机，隐约能够猜到王黼真正要的是什么。

与这些满嘴仁义德，实际说一一的文官不同。

刘延庆将门，基全在军中，非常清楚自己的该坐那边。

大同帝国再好，也是容不下军将门的大同。

大宋再烂，也是能给老刘家荣华富贵的大宋。

为了家族的荣华，也为了个人的富贵，其人绝不会投降大同。

这就注定了他与王黼等人的利益相冲突，后者要是想投降大同，掌兵又不愿投降的刘延庆就是最大的阻碍。

这段时日，刘延庆一直很小心地掩饰自己的心思，绝不给王黼发难的机会。

“太傅不用担心，同军在他们在京东西路打了这么久都没有打下南京。东京城大墙人又多，一人一泡都能撒成河，还有太傅亲自坐镇，同军敢不敢来都是两说。”

刘延庆这就是睁说瞎话。

大同兵京东西路后便如无人之境，每天都有某州某某县陷落的战报或者谣言传到东京留守司，搞得分人惶恐不安的同时，也让另一分人蠢蠢动。

时至今日，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南京应天府还在大宋手里，其余州府要么已经沦陷，要么反复多次沦陷。

大宋迁都临安之前，有一都三陪共四京，听起来很吓唬人，实际却是窝在一堆的几座城市，南、北、西三京距离东京皆只有四百里左右。

靠这样密集的防御系，勉能够防住骑兵虽盛，攻城能力却一般的大辽，却防不住最善于攻城寨的同军。

而三大陪都之中，唯有西京河南府环山依河，地形最为险要；

仁宗年间才升为北京的大名府，最初还有尚未改的黄河天险，且担负着阻挡契丹人攻东京开封府的门作用，也有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