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又说：“这是使人不得尽言。我如果只知向你献媚，不顾大局，早在当日少年的时候，迎合王安石，早图富贵了！”司光这才令役人悉用现数为额，衙门用坊场河渡钱，均用雇募。

此时王安石居在金陵，听说朝廷变法，却丝毫不以为意。等他听说废除免役法，愕然失声：“竟然一变如此？”过了很久，说：“此法不应该废除，君实等人实在太胡闹了。”不久，王安石病死。太后因为他是先朝大臣，追赠太傅，后人称他为王荆公。元丰三年，曾经封王安石为荆国一公，所以沿称至今。王安石既死，其他支持新法的人依次被贬。范渊贬知陕州，韩缜罢知颍昌，李宪、王中正等人，被罚司观。郑绾、李定放居滁州，吕惠卿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后来，再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于建州。

次日，司光到政事堂议政，苏轼又说起此事，司光非常不兴。苏轼却不他的脸难看，依然从容地说：“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你为谏官，再三劝阻。韩公不乐，你也不顾。苏轼曾经听说你自述前情，难今日作相，不许我说话吗？”

百姓常受役官府，无暇农事。贪吏猾胥，随时征比，相继为，岂不是异法同害吗？”司光又问：“依你的见，应该如何？”

免役法被废除之后，司光又请求恢复差役法。章惇极力反对，与司光当殿辩论。太后然大怒，把章惇逐京城，贬为汝州知州。这时苏轼已奉诏京，担任中书舍人，请求行熙宁初的给田募役法，声称有五大利。监察御史王岩叟却说五利没有，却有十弊，因此苏轼的建议没得到采纳。

苏轼答：“免役的害，是在于收敛民财，以至于十室九空。敛从上聚，下面必常患钱荒，这害已经验过了。差役的害，是

其实蔡京是个大臣，专事揣迎合。当初见蔡确得势，就依附蔡确。现在见司光相，就依附司光。这反复小人，最误国事，司光一个书生，哪里晓得他暗中机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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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又各行其是，太后又下令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吕大防、范纯仁等人详细商定后上奏。苏轼本来和司光关系极好，于是去见司光，说：“公想改免役为差役，我看两害一样，没有看到有什么益。”司光问：“有什么害？”

太后于是下诏免了司光的朝觐，特许他乘肩舆朝，三日一次。司光不敢当，上奏：“不见天，如何理事？”太后又改令司光的儿扶着他朝，还免除拜跪之礼。司光于是请求废除王安石的青苗、免役二法，恢复以前的旧法，诸大臣自然不敢有异议。

拥护新法的人相继被罢黜，吕公著于是任尚书右仆，兼中书侍郎，韩维为门下侍郎。司光又上奏说：“文彦博是宿德耆臣，应起为硕辅。”太后想用他为三省长官，言官却以为不可，于是任命他为平章军国重事。

苏轼说：“法有相因，事乃易成。事能渐，民才不惊。从前三代时候，兵农合一，到了秦始皇才分作两途。唐初又变府兵为长征卒，百姓粮养兵，兵又力保卫百姓，天下称赞。就算是圣人复生，也不能改变了。现在的免役法颇与此相同，你如果突然废除免役，改行差役，正如罢长征，复民兵，恐怕民情反多痛苦。”司光却不以为然，只是淡淡的答了几句话，苏轼即辞。

司光决定改行差役法，以五日为限。属下都俱嫌太过急促，只有开封府知府蔡京如约完成，当面回复司光。司光大喜：“假如人人奉法如君，有何不可？”待蔡京辞退之后，司光以为可行，想持到底。

司被苏轼说地无言以对，只得起谢：“容待慢慢商议。”范纯仁也对司光说：“差役一事，不应速行，否则转而害民。我希望你能虚心纳言，所有谋议，不必都是从自己这里发。如果事情都由你专断，恐怕人邪士，反而得以乘间迎合。”司光还是为难之。

当时司光已经有病，因为青苗、免役等新法，还没有全废除，西夏和议也没有谈好。他不禁叹息：“诸法没有废掉，我死也不能瞑目。”于是写折简给吕公著，说：“我以就医，已经把家事给儿。只是国事还没有着落，特以托付给你。”吕公著于是禀告了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