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退休之后，住在洛，闭门谢客。但是只要是范祖禹去拜见，富弼无不接见。神宗末年，富弼病重，曾嘱咐范祖禹代上遗表，大力攻击王安石，说王安石误国。

当时程颐侍讲经筵，毅然自重，曾经说：“天下治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因此殿讲，端貌庄。苏轼却说他不近人情，经常和他过不去。司光病死的时候，刚好百官有庆贺之礼，事完后，想去吊丧。程颐认为不可，还引用《鲁论》为解，说：“于是日哭则不歌。”又说：“哭乃不歌，未尝云歌即不哭。”

谏议大夫孔文仲，也弹劾程颐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份，讨好贵臣，勾结台谏，睚眦必报，沽名营私，应放还田里，以示惩罚。太后于是罢免程颐，让他勾西京国监。从此以后，朝廷里面各分党帜，相互寻仇攻击。

苏轼因此乞求外调，侍御史吕陶上言：“台谏当秉至公，不应假借事权，以报私隙。”左司谏王觌也上奏：“苏轼所拟之题，不过略失轻重，关系还小如果一定要求疵，酿成门，恐党派一分，朝无宁日，这是国家大患，不可不防。”范纯仁也说苏轼无罪。太后于是临朝宣谕：“详览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的百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有太后撑腰，苏轼依然如故。

程颐的门下，有贾易、朱光等，号为洛党。苏轼这边，有吕陶等人，号为蜀党。还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与洛、蜀又不相同，别号朔党，结了很多人。三党因意气之争，于是成了嫌怨。

不久，哲宗病得病，不能视朝。程颐去问吕公著：“圣上不临朝，太皇太后不应该独坐。且主有疾，宰辅难不知吗？”次日，吕

公著朝，即问皇帝的病情。太后回答无妨。因为此事，廷臣于是责怪程颐多话。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接连上章弹劾程颐，不应该让他直经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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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录写了欧修的朋党论，呈了上去。太后却不解气，贬王觌知州。门下侍郎韩维，也被人谗言，知邓州。太后又想召用范镇，遣使去召征。范镇都已经八十岁了，不想再担任官职，他的从孙范祖禹，也从旁劝止，因此固辞不受。太后无奈，下诏授他银紫光禄大夫，封蜀郡公。元祐三年，他病死家中。范镇字景仁，成都人，与司光齐名。死后，被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文。

的人，不仅无用，反而有害。”苏轼却不能听从。

右司谏贾易，因为程颐被外谪，心怀不平，又弹劾吕陶依附苏轼，言语冒犯了文彦博、范纯仁。太后想惩罚贾易胡说话，吕公著替他缓解，只是知怀州。胡宗愈曾经写了君无党论上奏，右司谏王觌于是上书说胡宗愈不应执政。

次年二月，司空吕公著一命呜呼。太后召见辅臣，痛哭涕：“国家不幸，司相公先死了，吕司空又归西了，怎么办呢？”说完，就带着皇帝去祭奠，赠为太师，封申国公，予谥正献。范祖禹曾娶吕公著的女儿，所以吕公著在朝，始终避嫌。范祖禹曾经跟着司光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取。

文彦博多次乞求退休，太后命他十日赴都堂一次，商议大事。吕公著也因为年老乞求休息。太后于是拜他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授吕大防、范纯仁为左右仆，兼中书门下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吕大防朴直无党，范纯仁务从宽大，也不愿立党。

太后然大怒：“文彦博、吕公著也说王觌不合。”范纯仁辩论：“朝臣本无党，不过善恶邪正，各以类分。文彦博、吕公著，都是历朝旧人，岂可雷同罔上？从前先臣范仲淹，与韩琦、富弼，同执政柄，各举所知，当时就有言蜚语，指他们是为朋党，因此三人相继外调，有一网打尽的传言。此事未远，幸陛下鉴察！”

苏轼在旁冷笑：“这大约是枉死市的叔孙通，新作是礼呢。”程颐闻言，非常介意。苏轼发策试馆职问题有：“今朝廷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称其职，而或至于偷。法仁宗之励，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于刻。”右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都是程颐门人，于是借题生事，弹劾苏轼谤讪先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