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们的徒徒孙，盘踞在翰林、宪台的那些词臣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我。这些自诩扶危济世的言官，调一个比一个唱得，言语一个比一个刻薄。我上疏里论述的事实和数据，他们一概无视，只知引经论据，卖文才，却空话话，与国事无济。”

报。越看越心惊，彻夜难眠。”

岑国璋连忙安。

听到这里，王云闭上睛，长叹：“我朝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国家大事，被他们如此阻挠的不少。尤其当国事艰难盘错之际，得失牵扯过大，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不敢坐以待毙。苦心孤诣，好不容易寻得一条生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正准备行事。”

“可是要他办实事，就手足无措，不知所以。”

“可是皇上召对他，问君如何选，小人又怎么分辨，他却说不所以然。只是泛泛说以皇上的大智慧是肯定能够区分的。”

“接着博瀚兄也指责我，说我中了邪，不遵圣贤理。他们两个，自诩德行洁、勇于言事，孚有名望，动不动就要严义利之分，话里话外自己是以经世匡时为己任，别人却是朝纲，弃圣贤。”

“结果被那伙言官知了，觉得有机可寻，便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于是大事往往半途中更，到最后一事不成坐看大势已去。长此以往，大臣各个求稳得过，苟且无事，国家前途，就这样一步步败坏！”

听到这里，岑国璋都觉得好笑。尼玛这说的比唱得还好听。

王云声音平和地说，但岑国璋听得，语气里包着无尽的辛酸和郁愤。

“后来国库空虚，权贵豪贪利政。皇上鉴于国事艰难，有心推行新政，问策群臣。博瀚兄又上书，大谈‘治本’之论，说什么皇上要立下当尧舜的志向，奉行圣贤之举，德泽天下，自然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博瀚兄，德文章确实甲冠天下，又过皇上的老师，便自负为帝师，傲视天下。皇上登基时，就上疏阐述正人君如何好，刻薄小人如何差，治国安要重用君，远离小人。”

“最恨这些言官，”岑国璋却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说，“遇事弹纠，肆言论，盛名鼎鼎；可是放任地方，担起民生事责，各个畏手畏脚，一言一行不敢轻动，任由胥吏上下其手，蒙蔽事。糊涂一任后还自诩清廉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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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潭州，实在捺不住，便写了疏章，主要列六条，纠风气、肃吏治、饬海防、振师、通商贸、兴实业。一连三封，皇上都留中了。到了第四封，他发给内阁，众臣议论。这下等于了了蜂窝了。”

“老师，请息怒！”

“典林兄第一个来指责我，说我读孔孟之书，当遵尧舜之，不该妄言功利之事。还给我扣了义利不分，轻义重利，妄为圣贤门下的帽。”

听到这里，王云脸凝重起来。

“老师，这些所谓言官，最是坏事不过。”他想了想，缓缓说。

“故前盛朝之亡，一半要归在言官。大多言官都是新中士，年少得意，毫不更事，也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看到个题目，便借题发挥，信开河，畅发一篇议论，以此展角，邀名于世。”

听到这里，王云只能长叹一声，“空谈误国啊！”

说到这里，王云愤愤地一拍桌，震得茶壶和茶杯都起来了。

“典林兄，文采超绝，但是最迂腐古板不过，且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皆有札记，或心有私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