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并不是说不行，而是在当时明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是要求崇祯帝修德治心，近儒臣等等，这样的建议在当时本无济于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刘宗周的建议是可行的，太平盛世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肯定会让王朝继续发展到峰。但明末时期，这样的建议无可厚非。急公文，皇帝都理不过来，哪有闲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刘宗周当时的建议，无疑是在濒死之人面前，大谈特谈养生之。

对刘宗周的陈词滥调毫无兴趣，崇祯帝忙于筹集军饷，增军力，平息农民起义、抵御满清。此时的刘宗周真是看不火候。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宗周还对皇帝喋喋不休，崇祯帝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再次罢免了刘宗周。

大家看到了吧，有奇葩皇帝，就会有奇葩大臣，这位刘宗周的官场经历可算是曲折了，嘿嘿！可谓是到了吧，可是，最怕就是可是二字了，接下去发生的事就是无语了哦。

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再次启用刘宗周。哈哈哈！看到这里，是不是觉无语了，刘宗周并没有接受教训，依旧固执己见，不晓得变通。御史杨若侨向皇帝举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声称此人通火制造，可以启用他，铸造火炮击败清军。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是刘宗周据“理”力争，声称：“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啊。”

时间到了1644年5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史称“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无语，无语了哇！这南明焉有不亡吗？

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刘宗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又一次而，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一曰旧官以立臣纪，一日三曰是常态，四曰、五曰才是正题。后然脆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于是他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排挤。

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取教训，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有人说，这是真文人，有傲骨，有一腔血，可大多人避他之不及，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之徒的责任，在都门前，一到底，最后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五曰固本，无以外衅酿内忧。又是五曰奏。

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大家看到了吧，历经四朝，实际在朝参政只是四年，夸夸其谈了四十五年。

原来的历史走向，接下去就是悲壮了，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六月十三日（7月6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7月8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方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