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李自成、张献忠败亡，才看清了对自己的威胁是满清，此时隆武才提联寇抗虏，堵胤锡是刻认识到了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挽救危亡，就在这样的危亡局势下，明朝那些抱守残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中枢、督抚实力派，心中对叛军戒备和抵难于消除，就想了一个借刀杀人，驱狼博虎达到寇与虏两败俱伤，用的还是跟弘光朝时那样的方针，而这一次可是主动成两败俱伤，什么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不想想，当时大顺军余，一无据，二无补给正需要寻找靠山恢复元气，这个时候采取这个方略，只能是损人不利己，给敌人扫平天下减少了阻力，也大大削弱了可以团结的力量。

明末的怪象不单单是这些大臣，南明鲁王时曾派军都督周鹤芝派使者到日本萨藩求援，这也是南明第一次向日本乞师。此后在1646年、1647年的两年间，南明先后三次派使者向日本求援，但这些求援都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直到1659年，南明最后一次向日本求援，这次的使者是朱舜，他也没有成功。不过朱舜留居日本，成为藩主德川光国的座上宾。

还是要看三方面的角力，没把满清算去。

瞿式耜早年拜钱谦益为师，1616年中士，后授江西永丰知县，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瞿式耜任应天府丞，旋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

第二年，唐王殉国，朱由榔立于肇庆，瞿式耜吏右侍郎。后清兵破赣州，瞿式耜留肇庆。朱由榔改元永历，清兵陷肇庆，乃走梧州，旋护帝至桂林，升任兵尚书。瞿式耜曾自借得澳门兵三百人、重炮数门，故一时收复失地甚多，桂林亦因之而久守，后封临桂伯。

可以说，瞿式耜就是当时南明数一数二的大佬，后世评价瞿式耜时，相当纠结，此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好像到了忠臣烈士的形象，可是又好像这个忠臣烈士之名是一个自导自演的剧目，清军打来了，别人全在后撤，他说我不撤要留守，别人劝其离开，说：“你是大臣，还有许多的事要去办，朝廷需要你在。”瞿式耜不听，最后在衙堂上和张同敞坐等一晚，直到第二天,城的清军赶到才发现还有二个大官，劝其降不应，却决要求死，你要说他不忠，他战斗到了最后，你要说他愚昧，可他死后被封为“文宗”，你要说他没有气节，在狱中写了许多的诗，反映了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以及忠贞不渝，为国献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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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年夏，瞿式耜抵梧州，时南京已破，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亦称号于福建，靖江王亦于稍后监国于桂林，瞿式耜以为当立者应为永明王朱由榔，故与丁魁楚等合力擒靖江王，亦不闽就唐王封职。

其次，固的儒家成仁取义思想也促使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与其趁清军未到之时离开桂林也改变不了即将坍塌的大厦，不如待清军城后，以忠臣烈士的形象博个青史留名。尽这坐以待毙的法多少显得迂腐，还是应当承认瞿式耜、张同敞的从容就义比起那些贪生怕死的降清派和遁空门、藏之山的所谓遗民更洁得多，理应受到后世的敬仰。”

除了向日本求援外，南明还有一个更为荒诞计划，找远在欧洲的罗教皇（现在改称教宗）帮忙。事情发生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统治期间，这时候南明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到南方，与西方民者产生了联系，加上廷中有一些改姓天主教的太监，因此向西方求援也就到渠成了。这时候永历皇帝的妻、母亲、儿都改信了天主教，而且取了教名。比如王皇太后取圣名赫烈纳，皇太后取圣名玛利亚，皇后王氏取圣名亚纳，皇太朱慈恒取圣名当定，里甚至有一座小型教堂。皇室改信天主教，这绝对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事。

反观南明朝堂，不乏忠心忧国之人，可大都多是像何腾蛟，瞿式耜之，那么接下去就说说瞿式耜这个人。

后人评价：“瞿式耜、张同敞在可以转移的时候不肯转移，宁可束手待毙，这现象在南明史上并不少见。究其心理状态主要有两：一是对南明前途已经失去了信心。张同敞在桂林失守前不久对友人钱秉镫说：”时事如此，吾必死之。”钱氏开导说：”失者可复，死则竟失矣。”同敞伤心备至地回答：”虽然，无可为矣！吾往时督兵，兵败，吾不去，将士复回以取胜者有之。昨者败兵踣我而走矣，士心如此，不死何为？”瞿式耜的经历比张同敞更复杂，他既因封孙可望为秦王事不赞成联合大西军，对郝永忠、忠贞营等大顺军余忌恨甚，而倾心倚靠的永历朝廷文官武将平时骄横躁，一遇危急或降清或逃窜，毫无足恃，已经到前途渺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