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维护传统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自居，却而为衷于功名而屡次陷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虽取得南明诸王及明遗民的谅解，但仍被后世所憎厌。在他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但他在学界文坛的宗主地位，未因此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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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义不周粟，采微而，饿死西山，前人大儒无不赞其节义，后世有人说，西山何尝不是周土，微蕨何尝不是周。然则，剃发而不仕清，就像是采薇而不周粟，伯夷叔齐虽然采薇，但还是饿死了，二人死前作歌叹：“神农虞夏忽淹没兮，我安适归矣。”其实二人对此前所接受的价值观产生了疑问。随后，孔对其不以为然，语带不屑地评论：“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顺治四年（1647），钱谦益突然被逮锒铛北上，关刑大狱。柳如是得知后，在黎城呆不住了，要回南京筹钱去救夫。这事在王德发的规劝下，柳如是才安稳下来，可是到了顺治五年（1648）四月，钱谦益因黄毓祺案被株连，囚南京狱。柳如是得知后更呆不住了，又是王德发来电：“黎城跟清廷正在接南京事宜，钱谦益不日将会移到黎城手里，稍安勿躁，就这样再一次安抚住了柳如是。直到5月30日（永历二年，顺治五年），王德发主南京，钱谦益被释放回老家安居，后在柳如是的建议下，吴一把钱谦益安排去了江南书院任职，学问，也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钱谦益既渴望作官，渴望仕途通达，又渴望保持人品、人格和气节。然而，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各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集团内的矛盾，文人知识分之间的矛盾互相织的动社会中，二者难以得兼。于是他的内心充满矛盾痛苦，顾此失彼，左右为难。谋求复官时是如此，降清以后也是如此。最后，辞官不，转而加抗清的秘密斗争，他的心灵才得到平静。他也才算是又重新获得了人品和人格。

1646年，黄宗羲就拿伯夷叔齐的故事开过玩笑，清廷要修《明史》总裁官请其参与，黄宗羲作书戏曰：“昔闻首二老，托孤于尚父，故得三年薇，颜不坏。”自己不参已，而让儿史局，黄宗羲将之视为不周粟却采周薇，对黄宗羲来说此事能解说的通，在故国沦亡之后，存一代之史，也是关乎统的事，谈迁和张岱都曾忍辱偷生以修明史，谈迁传下《国榷》，张岱传下《石匮书》，钱谦益时任修《明史》副总裁，当然也在修书，可实在不住文人间的冷嘲讽，到了六月，称疾乞归，返回南京，清廷令巡抚、巡随时监视上报，就这样被清廷监视起来。

关于钱谦益的名节，在弘光朝时还有他为献媚阮大铖而令柳如是献唱，唱毕阮大铖赠柳如是风冠，钱谦益才得到南明小朝廷的礼尚书，还有人说，钱谦益携柳如是南京时，让柳如是装扮成昭君状，甚至有人说，柳如是骑驴南京的，这些传闻近乎恶搞了，当然不可信，这背后当然涉及胡汉关系，从黄宗羲跟钱谦益的往看，应该不会后世描述的那样不堪，黄宗羲一生讲求气节，在明末誓仇阉党，曾经袖怀铁锥，杀阮大铖，清廷南京后，誓不仕清，浙东学派抨击弘光朝时，往往不遗余力，黄宗羲对阮大铖的仇恨即是家仇，也关乎义，如果钱谦益献媚阮大铖的话，很难相信黄宗羲会跟钱谦益往。

像钱谦益这样的人，就是生错了时代，仕为官被卷党争浪，不由己，耽误了正常仕途，缺乏实的能力，典型的清而非能臣。

钱谦益跟吴伟业皆累于盛名，故不得不面对新朝时表态，即就是剃发，在清廷主南京后，如八大山人名家，画憎如弘仁，想画个人，就发现画不下去了，如髡残，为了规避，把人全画成光，但发肤受之父母，个人不得轻弃，同样是统的一分，故而非常之人，不能此非常之举，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魏禧能不剃发吗？

主新朝，宋朝、明朝皆亡胡人，所以在易代后，个人的退都关涉民族大义，这层大义是多少士人心的纠结啊。同为江南才吴伟业，也受累盛名，被清廷应诏北上，还有文章让人激赏的魏禧，则穷居山，绝不仕清，打死也不来贰臣，慨然以接续文脉统自任，偶尔山，郊游也当是世人自娱，但应对清朝，亦煞费心思，就说顾炎武因母亲绝而死，曾誓不仕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