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总而言，朱元璋的反贪运动，维护了正义，惩治了邪恶，净化了朝廷和社会风气，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促了社会发展，属于功大于过。

朱元璋发了怒，不仅死了有关办案人员，而且连刑尚书也连带死了。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腐败大案，就是有名的郭桓案，也属于明初四大案之一。

朱元璋知后大怒，下令将各地主印官员全死，副职打一百大后放。此案涉及全国，被罚的官员达数千人，举国震惊。

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朱元璋的反贪还是大见成效的，腐败现象虽然没有被除，但已经大大减少，朝廷廉洁风气大兴。《明史》记载说，朱元璋持反贪，使明朝官场净了百余年。

朱元璋对贪赃枉法者痛下杀手，毫不留情，有着他自己的理。有人曾经劝过朱元璋，说他杀人太多，缺乏仁义。朱元璋理直气壮地说：“这些贪官和恶霸，对百姓不讲仁义，朕为什么要对他们讲仁义呢？”

朱元璋叹：“古往今来，贪赃枉法者大有人在，可搞得如此过分的，实在是不多。”朱元璋下令，对涉案人员几乎全死，杀了数万人；对涉案的地主豪全抄家，财产充公，致使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贪官污吏们胆战心惊，老百姓却拍手称快。

空印现象由来已久，在元朝时候就十分普遍，明初沿袭旧例，习以为常。空印虽然办事方便，却有很大的弊端，给不法分提供了可乘之机，有些人可以随心所地在空白文书上填写内容，谋取私利。

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反贪意志始终不减，似乎下决心要把贪官污吏斩尽杀绝。有史料记载，朱元璋先后发动了六次大规模肃贪运动，总计杀掉十五万人。在中国历史上，像朱元璋这样反贪力度之大、杀人之多、刑罚之残酷，实属罕见。

有人说，朱元璋大杀贪官，效果并不理想，贪污现象仍然很严重。朱元璋自己也说过：“朝治而暮犯，治愈重而犯愈多”。

朱元璋建国不久，就遇上了一个全国的大案，就是著名的空印案，属于明初四大案之一。所谓空印，是指地方官员去京城办事，由于路途遥远，来往不便，就事先在空白文书上盖上官印，到时候据需要，再填上内容。

朱元璋在反贪过程中，犯有量刑过重和扩大化的错误，也冤枉了一些好人，特别是他施刑过于残忍，落下了酷政、暴君的坏名声，引起后世不少非议。

空印固然不对，现在也不能允许，但如此理有失偏颇，使得有些好官也受到惩罚。方孝儒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是个循规蹈矩的清官，却在空印案中被杀。《明史》把方克勤列《循吏传》。

在朱元璋时期，发生了胡惟庸大案，牵连很广。长期以来，人们对胡惟庸案众说纷纭，有人把它作为朱元璋大杀功臣的罪状之一。其实，胡惟庸案十分复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朱元璋震怒，下令彻查，结果，牵扯到礼尚书、刑尚书、兵侍郎、工侍郎等许多朝廷大臣，涉及全国十二个布政司和大批地方官员，还牵连很多地主豪。

朱元璋年轻的时候，亲目睹了地方官员下乡耀武扬威、祸害百姓的恶行，他当上皇帝以后，下了一奇怪的命令，禁止地方官员下乡，并告知百姓，如有官员私自下乡，可以扭送朝廷。还真有百姓把擅自下乡的官员捆起来送往京城的事情，朱元璋对此一概予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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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桓是明初大臣，立有功劳，时任侍郎。他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员，私吞地方上的赋税和粮，并在征税时巧立名目，榨取百姓钱财，中饱私，共计贪污两千四百万石粮，属于典型的腐败大案。

朱元璋不仅杀贪官，对地主恶霸也严厉镇压。溧县有个恶霸，名叫潘富，为非作歹，欺压乡邻，无恶不作。朱元璋下令缉拿，潘富闻讯后逃走，逃跑期间得到一些人的帮助。最后，潘富和帮助他的人全被杀，共杀了一百零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