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李侍尧案就三万来两银，就跟说和珅的家产真就有八亿两银一样扯淡。

因为大清律有规定，受贿罪的规定量刑中，并没有可论死的条文。只有贪污罪中才明文规定：“凡侵盗仓库钱粮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监候。”

因为李侍尧就是李侍尧，在察觉到不对的时候，他非常利索的承认了自己受贿了，但却决不承认自己贪污了。

连着多日，御驾前都有内侍女被拖去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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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尧所坐实的罪名属于受贿而非贪污，察觉到不对之后，他立刻把任上的亏空全都补上了。

四月的滇南也是正值胜景时分，和珅拿着乾隆传来的旨意，心中一阵冷笑：“侍尧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妄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

而且他也真心觉得李侍尧死的可能不大。

吴书来等一个个提心吊胆的，唯恐有朝一日自己也撞上风了。

这倒不是和珅的独创，而是官场上的另一项潜规则。当时大多数贪官都死在这一条上，不他的行为是否的确符合这条法律的规定。办案人员为了表现自对贪污行为的恶痛绝，都会在建议上这一条，甚至还会加上“请即行正法”的铿锵语句，光明正大得建议超越法律条款，提量刑。

可和珅虽不是大青果的专业司法人员，但他很清楚朝廷的办案潜规则。对于本案，即使他很想死李侍尧（李侍尧跟和珅也不对付，大上就是李侍尧看不上和珅的突然爆红，他这么多年里为乾隆效力，都没混上军机大臣，和珅年纪轻轻，的功劳也不见就上位了，李侍尧跟和珅关系好了才怪），也也得持“就案办案”的规则。

这可是李永芳的后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皇帝也不会杀李侍尧的。

吴书来等近侍心中大松了一气，自从曲阜事至今，乾隆心底里堵着一气，已经不兴好几天了。偏偏他人还要去作秀装样，那就叫乾隆更不开怀了。

而就在这时间悄无声息的到了四月里的时候，和珅、喀宁阿也已经将滇南李侍尧案查的一清二楚了。

所以，在和珅与喀宁阿等的奏折，两人态度明确的建议李侍尧以“斩监候”，也就是死缓。

三月中的时候，和珅、喀宁阿等的奏折就送到了乾隆手中，奏称：李侍尧收受题升迤南庄肇奎银两千两、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察使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两千两、东川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又于前年差家人张永受京修屋，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俱在板桥驿于张永受。张永受供，主发珠两颗，一颗卖给昆明县知县，勒要银三千两，一颗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两千两。总共赃银三万一千两。

而且在督抚贪赃案件的查办上，查办谁不查办谁，查办哪些情节，一应官僚是完全在皇帝的掌控下的，办案不得有疏漏，可也不准波累迁延。

和珅没有这么。终结李侍尧的政治生命已经足够，此后是否要再一步，那是皇帝的事。他很聪明地为皇帝留下了回旋余地。

况且，就这三万余两白银的涉案金额，只要定实，也足以让和珅终结李侍尧政治生命了。

万幸，乾隆终于兴了。

而三月里的杭州，真是一年中最的时候，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乾隆在杭州登观楼检阅江哲师，游览西湖景，题诗作赋，好不快活，竟一住又是半个月。

更表说这些年里李侍尧一次次的向皇帝贡，和珅真不信皇帝就不知李侍尧的贪污受贿。

皇帝要你查什么就只查什么，别的事情不准也别，办案人员是没有主动权的。

这从律法上说是属于移接木。

乾隆一兴，就在苏州游览各园林，又陆行至灵岩山游玩，前后待了整整十天。

这说来都没人信。李侍尧外派督抚大员二十多年，为皇帝私人贡一百二十余次，每次都手阔绰，随便算上几次贡的价值就够这个数了。

主意了，是政治生命，而不是生命。

李侍尧案并不难查，因为海宁已经把李侍尧的老底儿都揭穿了，和珅到了滇南后，图索骥，很快确凿的证据就拿到手了。

这才由苏州发，继续沿运河继续前行，至嘉兴右门镇后，舍舟骑前往海宁阅视海塘，而后再去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上耍玩。等他重新登船南行杭州时候，时间都是三月下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