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恰恰就是明朝文人上的特。

而对于方以智来说，有时候相比于官员，他更愿意从事学问的研究，只可惜。

从正德朝后，经济的度繁荣，使得大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全都开始全面转变。

当然了，这是也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时，大明的学者们“发了狂”的原因，因为西洋的科学有很多是闻所未闻的新学问，也正因如此利玛窦在书中记述了中国人的烈“好奇心”，大明的学者“好像发了狂”，来访者络绎不绝，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不能和他见面的人则通过书信来往，有的人他们完全不认识，但乐于在信中和他探讨天主教、科技等各方面的话题。

只不过，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跑偏了。

其实这对西方科学的求知，几乎是所有大明文人的“通病”，他们和清末那些排斥、畏惧西方科学的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方以智颇为无奈的叹。

而社会经济的繁荣，也让读书人想要冲破八禁锢。

“学问是要实是求是，可学问不是一成不变，“先民发现世界”的说法，几十年前没，现在也只是假设，学问不就是要大胆的假设吗？今天的演讲，不过只是一场演讲，其实，为师对外面的世界倒是好奇的很，只可惜不由已啊。”

当然这个中心并不是说那里是儒学的中心。而是科学的中心，经过长达20年的变革，国监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多门学科的大学。

“可惜了……”

这烈的好奇心，促了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大明的传播，而这好奇心在乾圣年间，同样也没有消退，甚至因为皇帝的鼓励而得到了一步的发展。

吗？”

而明朝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允许离经判的思想言论的存在，当然要有个度。

无数儒生因为看不起八，经也不读了，书也不看了。只背几本应付科举的参考资料，说自己是经世致用之才，不屑与迂腐书生为伍，连司迁是哪个朝代的都不知。

就像现在，他们之所以会到国监，就是因为现在的国监是大明的学术中心。

不过，越是离经判的思想，越容易受到儒生追捧，其中还不乏名士，从王明的“心学”到晚明的“实学”的行，归结底，还是因为人们想冲破旧思想的牢笼。

钱谦益等人的记载，甚至从正德朝开始，读书人竟把通晓五经视为迂腐。而到了万历朝，读书人居然甚至不好意思说自己喜读书。无非就是觉得八无用，在思想上另谋路，开始广泛追求知识的实用价值。

这场思想运动，其实就是大明的“文化启蒙”，像王明、李贽等人，都是其中的关键人。

后世很多人只知方以智是大明遗民，看到了他对大明的忠诚，但却大都忽视了的他的另一个份——科学家的份，相比他在文学上造诣，他在学术上的造诣更，他著有百科质的《理小识》和《通雅》，涵盖天文、理、哲学、医学、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结合西方天文学，方以智研究过地心说、九重天说、星宿、岁差等天问问题，修正了传教士对太大小和日地距离的看法。曾据金星的相位变化，提星、金星绕太运行的猜测。论述了光的反、折、散，声音的传播，隔音消音，比重，磁效应等理问题，提了气光波动说，并以小孔成像加以检验。还从西方医学中引了人骨骼、肌方面的知识，对传统医学也多有研究。甚至还提以字母来表示汉语的汉字拼音化提议。

在车国监时，他看了一自己的女婿，又想到了不由己的自己，忍不住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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