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祖废了秦朝的半两钱，改用四铢钱，铜3克左右，价值人民币一多钱。一多钱一斤粮，便宜死了。就是比粮贵十倍不也就10文一斤，谁吃不起？

“教化”类似于温火煮蛤蟆，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最长久的功效。

“天人三策”很投汉武帝的脾气。

家有像市场经济，调市场的自我调整。儒家有像计划经济，调政府的全面预。两者各有侧重。

儒家礼义教化百姓的主张对皇帝加皇权也有极大帮助。

汉武帝决定行儒家之。

儒家“礼”的概念调等级观念，认为君主拥有绝对统治权。这对希望个势领导的汉武帝来说非常迎。

大儒董仲舒的答卷引起汉武帝的兴趣。汉武帝亲自召见了董仲舒，向他当面请教。董仲舒于是从仁义礼乐的角度阐述了儒家治国思想。他的策论被称为“天人三策”。

教化再加上思想大一统的洗脑，这些蛤蟆你让它蹦它也不蹦。不但不蹦，别人蹦它还拦着。

舆论杀人不见血啊。试想文革中多少曾经发誓以死捍卫真理的人，在周围人痛心疾首的目光中，在众叛亲离中，最终都以认罪悔改、反戈一击而收场。可以想象社会舆论的威力有多大？

汉武帝上台伊始，下令求贤，让大家向他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这是对朝野一个姿态，表示我要一个任贤用能的好皇帝。

朝臣纷纷把自己认为是贤良的人推荐给汉武帝。各地一共举荐了百十来人，诸百家都有。这百十号“贤良方正”就“古今治国之”向皇帝行笔答。

在所谓的“天人三策”里，董仲舒说天作为上天的儿下凡到人间是负有使命的。这个使命或者叫天命就是在人间创建和谐社会。天得好，老天爷会很兴。得不好老天爷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老天爷表达他的喜怒哀乐是通过降祥端和降灾祸。如果天灾人祸频发，那就说明老天爷对天的工作很不满意。再不警醒，老天爷就要把天炒鱿鱼。要创建和谐社会就得行儒学行教化，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提认识。我们刚从秦朝世过来，需要用儒家来拨反正，其他各家包括黄老的家都不合时宜。世之后宜用儒家而不是家。要想很好地推行儒学，除了推举人才之外还应该建立学校培养人才。

法家在秦朝倒了牌以后，汉朝开始用家为主的黄老之学。家主张“无为”，脆不火，任蛤蟆在锅里洗澡。蛤蟆是舒坦了，饭的闲死了，会不到饭的乐趣。尤其像武帝这好动的人，闲得两个膀难受。

尤其是董仲舒用“君权神授”一理论神化皇权，以“天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来解释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这理论对巩固皇权非常有益。

汉武帝生不是安分守己的人。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对武帝来说太不合胃。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想一番大事。他倾向于“有为”的儒家。

汉初的治国方针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家。家主张“无为”，认为顺其自然，照事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就可以了，不要没事找事。

法家调刑罚，不听话就打。类似于急火煮蛤蟆，蛤蟆遇“扑扑”往外蹦，反应烈，反抗也烈。大批蛤蟆拼死往外挣扎把锅都翻了。秦朝灭亡就是一个例证。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务员考试。这选官员的方法被称为察举征辟制，也就是下面择优推荐，上面考录用，实际上就是汉代的科举制。跟后来的科举不同的是，只有被地方官推荐为“贤良”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皇帝的考。

而皇帝作为绝对权威能够决定舆论的走向，使舆论为我所用。

儒家起效慢，后劲大。一旦形成社会的舆论规范、民间的约定俗成，威力大无比、无不摧。

汉武帝对儒家兴趣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儒家主张“有为”。儒家认为君主的要在天下推行仁义，要发扬主观能动推动历史的发展。

汉武帝就是在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登上皇位的。

儒家这招好啊，温火煮蛤蟆，一一地加。蛤蟆跟洗温泉浴似的浑然不觉。但就在半梦半醒之中，蛤蟆被煮熟了。期间即使有个别的蛤蟆觉到想蹦来，已经浑乏力了。温泉浑不知，再想雄起无力。这就是教化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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