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以“两税法”代替了人税，每家拥有的财产、土地的多少来收税。家财万贯，立着房躺着地，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人民币，那就多；穷得叮当响，无半片瓦，脚无立锥地，吃了上顿没下顿，那就少收。这个税法比以前步了很多，公平合理了许多，收来的税也比以前多了许多。

当时因为战，河失修，盗匪横行，漕运废弛，南方的粮运不过来。关中一遭灾就现粮短缺、粮价飞涨问题。有时一斗粮能卖到1000钱，比平时贵几百倍。粮价上涨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全面爆发。粮短缺同时又爆发通货膨胀，老百姓的日就别提多艰难了。别说老百姓，皇上有时候都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愁下顿。

他最有创意的事情是改了盐铁专卖制度。他的革新被后世效仿。

土改时期，地主被当作罪恶的化，被打被杀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财产房屋和土地被瓜分一空。贫下中农打着正义的旗号“占他娘的房，分他娘的粮，搬他娘的床，睡他娘的婆娘”。

刘晏疏通河，恢复漕运，为皇上为关中解决了大问题。漕运也方便了各地粮、土产等商品互通有无。

既然有了地主和雇农的分化，再一刀切地人数收税就不合理了。同样一笔钱，对地主来说可能是九一，对贫农来讲那可能比他腰还。所以那时候逃税、亡的农民非常多。

以前zf对盐是统购统运统销一条龙，不允许百姓涉足。但是国营买卖有个问题就是成本、质量差，百姓意见大。刘晏上任后改为统购不统销，只控制生产源放开通领域。zf就象一个大批发商，把收上来的盐加价卖给零售商。左手，右手，银就到手了。商人负责运输和零售。国家因为取消国营的运输系统和销售网络节约了大量成本，增加了财政收。盐销售因为打破销售垄断降低了售价。国家、商人、消费者三得利。

改为财产、土地综合收税后，在相同的税率下，穷富负担均等。富人因为财富的基数大，所以的税相对也多。穷人基数小的也少。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国家的税收却增加了，地主老财也无话可说。

以前的地主都是贵族，因为有封地而成为地主。后来因为土地买卖，土地从穷汇到富，现了不是贵族的新型地主。据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农民分化成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各阶层。

同是农民，怎么就有了穷富差别？而有了地主和雇农的区分？这个问题没必要研究。就跟一同胞的兄弟，怎么就有老板的，有给老板打工的，各有各的原因。

旧制的人税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人各有其田”。每个农民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唐朝中期，均田制已经彻底崩溃。好些人因为天灾人祸或者好吃懒把地卖了。在农民中间现了地主和贫农两个阶层。

刘晏还建立了国家储备仓库，在丰年时购粮，在灾年时售，削峰填谷，即缓解了灾情也保证了粮价相对平稳。

唐德宗时期，zf接受均田制已经被破坏的现实，然后据现实情况改税法。

制税法是人收税，有几个壮劳力收取几份“租庸调”。

“两税法”这个不错的创意被后世的皇帝沿用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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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地主何罪？无非仇富心理作怪而已。等打到了地主，恢复了“均田制”，搞起大锅饭，发现无非一起受穷而已，只好又鼓励“一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

唐德宗继续重用理财专家刘晏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刘晏恢复漕运，建立常平仓，改盐专卖制度，不但平抑了价也促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

“地主”是怎样炼成的？不是一句“剥削”就能解释得了的、解释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