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意外地，榜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探都了翰林院。翰林院被称为储相之地，大文朝的阁老——权利基本相当于其他朝代的宰相——无一例外都是翰林，朝中有“不翰林院不得为相”的说法，虽非规定，却是实打实的优先条件。

于是，各朝代的各新政和变法，也基本都是以挫败告终。一些突发事件的置，最终结果也往往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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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即刻启程，但梁松在京城的同年好友总有些人要应付，狱的压惊酒喝了几场，随后又是饯行的送别酒宴，还要等待吏告文书和关防印信铸造来，转十几天就过去了。

但需要行陛辞的基本都是主政一地的省级或称为级的官，以及一些军事重镇之类的关键位置的官员，比如梁松当年到山东就任察使时就曾经陛辞过。但那都是一二品大员或者一些与皇帝关系极为亲密的臣才有的荣，无论如何也与梁松这个刚刚遭到贬谪的五品知府没有关系，皇帝这是要什么？

这个消息令梁松相当意外。官离京赴外任前觐见陛辞是本朝的传统，陛辞的时候官员会向皇帝汇报将来到地方之后的施政方案，以及一些关键问题的理策略等，而皇帝也会对官员作一些叮嘱，倒是与一般人家外之前拜别长辈有些相似。虽然多数时候都只是例行公事式的礼节见面，表现一下皇帝对官员的重视之意，算是给官员一个面。

但是翰林们长期工作在中枢门，基本没有外放地方的工作经验，在制定发布一些政令的时候往往掺杂着更多的想当然因素，造成错误决策的风险便增加了不少。这样的决策者在和平年代置日常政务是一把好手，可一旦涉及到变革之事，成功的可能就非常小了。

不知了。官员们的见识远非普通民众可比，也只是知雷州在广东的最南，至于是否靠近海边，以及其他细节，便只有极少人知了。

只是梁松父对他的这个建议好像都不是十分看好，不过梁夫人和小都在即墨，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先到即墨一行，至于之后的行止到时再定便是。

就在梁松等待陛见的时候，完成了观政——也就是实习——的新科士们的差遣新鲜炉了。

随后又有内官过来传旨，通知梁松四天后觐见陛辞。

大文朝早期由于倭寇的缘故，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严格的禁海政策，又重农抑商，以至于海贸易之事被认为是搏命之举，若非万不得已，一般人是不会考虑海的。

再加上儒学之中形而上的治国平天下理念，使决策者们往往不屑于调查研究，就更不用说向下级官员或平民请教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事情，基本只存在于书本里面，在上的阁老们是不肯折这个面的。

章维由于自家长期海的原因，对沿海港以及乘船海还是比较了解的，虽然没有直接接过贸易之事，平时听也听得多了，也正是因此，才有此建议。

对于朝政来说，这习惯带来的影响好坏参半。翰林院能够接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并且对朝堂的运作模式接得极，能够让翰林们熟悉阁老的日常工作模式和原则，不至于因为不熟悉工作什么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