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上也因此奉系才有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称霸苏、沪的能力。因此在北京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时，奉系治下经济活动正行的如火如荼。

至1921年底，奉系总财政收达到创纪录的5.7亿，是同期中|央财政（除奉系外总收）的6倍。如此雄浑的经济实力让张作霖及其他的同僚们底气大增。他们知，以这样的能力，主北京统一中国已为时不远了。也趁此机会，奉系通过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通银行（后来又有中国农民银行）注大量现银，取得绝对控制权，并平静地化解了这一次的财政危机，从而也将旧通系排挤一边。

奉系经济已有成型的班底，旧通系目前的用已不大，底气也远逊于奉系，想在这场一边倒的较量中谋取话语权，这是缺少政治智慧的表现。从梁士诒、朱启钤担任天津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开始，旧通系作为民国史上势力厚重的一方，已经渐渐淡政治的视线。

亏得叶恭绰还想着借重自己的智谋东山再起。若非他在目前因为对中|央各银行的资本运作有较的了解还能有价值，他的通大学校长的职务也保不住。

东北银行通过少量，即取得中|央银行的控权；东北农业银行用它绝对的资本量取代了中国农民银行。奉系凭借庞大的经济能力大举京、津各地，各个行业都被以奉系各行业公会（托拉斯的宣传与统战机构）的势力所挤占----单一的作坊式单元，怎么能和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东北大型企业相抗衡？而且行业公会又擅长于力量的集合！

这就像在沙漠里行走多时突然遇到了泉一样，庞大而有力的东北金集团、工业集团般迅速地湮没了众多星罗棋布的海岛般的实业，他们已经用新的度审视华北这块土。除了军事活动被严格限制外，京、津、诸地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奉系手里。

经历了倒阁风波的靳云鹏也彻底倒向了张作霖。他着总统徐世昌的压力，将奉系要员刘尚清、潘复、孙烈臣召了内阁，分别任财经、农工及极重要的陆军总长，使主要阁员均为奉系人。

这还不算，以人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也借此机会开始向国会发----老国会的议员们都是在奉系岷起之前当选的，许多人并不认同作为“衣父母”的国家统一委员会，这让张汉卿非常不满，期待着通过一场选举改变现状。

他相信，只要经历一次国会改选，有15个省之多的奉系一定会在国会占有相当地位，并堂而皇之地控制政|府而不用使用各谋策略，此之谓“谋”。因为他们常在香山开会，人称“香山会议派”，作为人民党党魁的张汉卿也成为民国第一个十年后中国北京政坛提到的最多的名字。

鉴于孙烈臣已经中枢，继续担任奉军关外总司令已经不合时宜，而且他的状况也是张汉卿一直担心的----不怎么说，离他历史上1924年的大难时间已经不多了，虽然张汉卿已经替他安排了专职的保健医生且认为状况良好。经孙烈臣“推荐”，张作霖认可，军事委员会批准，郭松龄晋升为关外奉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