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未来，战斗缴获往往都需要先上缴，而后由掌权者行合理分。

而对于责任，华夏队往往也会将其细化到极致：大到战略目标，小到行动时间，都会包在华夏队的战斗计划当中。

但在匈的文化背景下，类似的状况则本不可能现。

就拿此次的邑战役来说：匈单于冒顿在派白羊、折兰、楼烦三为先锋的时候，只了一个略有些模糊的命令：在月亏之前（十五天之内），攻下邑。

除此之外，匈单于没有对先锋队任何指示；什么时候开始攻城，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结束攻城，全都由先锋队自行决定。

还有一不同，便是华夏队，总是会有一整严格至极的指挥系；任何一场战争，无论其规模大小，都会有一个总指挥。

如三年前，吕后派关中大军十万南下，以讨伐悍然称帝的南越王赵佗，周灶便被任命为征越将军，主掌大军一切事。

又如正在行的邑战役，亲自驻守邑城的大将军柴武，便是此次邑战役毋庸置疑的总指挥官。

但在匈，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就好比此时作为匈先锋的折兰、白羊、楼烦三，理论上都是平级。

用后世的话来说，折兰王、白羊王、楼烦王三人，都是匈先锋的指挥官。

从秩序的角度来讲，这三人都没有命令其余二人的权力，也没有服从其余二人命令的义务。

当然，已经被呼奢、且居二人挤兑去善无的楼烦王秃克，是个特例。

而现在，邑城下的匈先锋攻城队，就是由折兰王呼奢，以及白羊王且居二人同时负责，谁也不比谁一。

这情况下，呼奢自然也无法命令且居，派白羊的隶炮灰来攻城，只能是以平等的份发，以商量，甚至是祈求的立场，来争取且居的支持。

因为对于匈人而言，无论是落之间的互相征讨，亦或是如今这样在单于的率领下南下掠夺，都不算是什么‘义务’。

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下，从周天分封诸侯开始，便已经有了最原始的国家安全责任、义务系——周天燃烽火，天下诸侯就必须率军前往。

发展到后来，战争也被渲染上了其他的彩，包括民族风骨、家国大义等。

但在匈，战争却并没有这么多层意义。

对于匈人而言，无论是讨伐其他草原族，还是南下掠夺汉室，本质上，都更像是一场风险极大，但收益也同样可观的投资。

族通过投勇士、时间、资，并承担隶消耗、战况不利的风险，来牟取战胜后对战败方的予取予求。

即便是此次跟随冒顿率军南下，也同样不例外——对于白羊王且居而言，这就是一场生意。

在这场生意当中，且居会投族勇士、隶的生命为成本，以牟取汉人城池内的资，来作为自己的收益。

既然是生意，那自然有两个永远浪不开的问题：成本最小化，以及收益最大化。

说白了，每一个参加战斗的匈族，都会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多的好。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哪怕且居拒绝了呼奢的提议，表示‘我的隶很宝贵，不能拿去送死’，那作为折兰王的呼奢，显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就不得不提到匈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又一大不同：战略责任制。

在中原，一场战争开始之前，被君王选定的指挥官，往往会得到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或是自主承诺。

例如说此次邑战役，柴武就被下达了‘确保邑不被攻破’‘匈人无法攻破楼烦防线’‘尽可能对包围圈内的匈人造成更多杀伤’等战略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