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国债的可能。

为了生产、制造、运输充足的弹药资，以备大反攻之用，早在两个月前，天津卫的兵火药局已经开工生产。

支起一个摊，便是一大笔费。尽产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度，可这钱也得令人发愁。

这场战争就是单方面的投，没有任何收益，西南的平叛战争也是一样。尽从长远来看，战争胜利后的回报也是丰厚的。

广阔无边的土地、丰富的产，辽东是个好地方，开发的潜力大。

但前景再好，前的难关要如何渡过？

抄家的收逐渐减少，老虎苍蝇一起打，也不能改变这样的趋势。

清屯充饷还在行，但也只是能保证其它北方边镇的费；镜、银行、市舶司、钞关等七八糟的收，加在一起还是令人欣的，可也不够辽东和西南两场战争的耗费。

之所以把献俘礼搞得隆重而盛大，朱由校也在为发行国债作准备。胜利的希望大增，百姓才舍得把辛苦钱作个长线投资。

但面对社会全发行国债，朱由校并不是很赞同。

所谓能者多劳，升斗小民能攒下几两银相当不容易，而对权贵富豪，却是九一笔，白扔了也没有丝毫的影响。

海商总会、中华商会、江南商会，以及在京城急吼吼等着朝廷回信儿的长江商帮。只要皇帝一句话，肯定会踊跃积极，无偿捐输也大有可能。

可皇帝还有另外的想法，那就是需要发行国债，准确地说是“平辽债”，来凝聚大明的人心。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在当时，还是没有的，皇帝剽窃过来，也没有丝毫的脸红。

为什么明亡时，无论是勋贵豪富，还是人占大多数的平百姓，多数都充当了冷漠的看客？特别是江南士绅，只有在剃发易服时，才爆发了一猛气。

从古至今，王朝更替，意味着什么？只是换个效忠的主，换个纳赋税的官府吗？

这样的思维不仅在封建时代存在，就是在近代，又何尝不是占着一席之地？

从明朝灭亡时，多数人们的表现，朱由校得了结论。明亡后亡日本的朱之瑜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也在所著中写了真实的原因。

“崇祯末年，缙绅罪恶贯盈，百姓痛之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故贼至而内外响应，逆虏而迎刃破竹。”

说白了，人们对明末的政权已经没有太多的留恋。抱着的是“他是谁来统治，再坏又能怎样”的心理。

明亡的最大推手就是自的腐败，天灾人祸已经使百姓在生死之间，可朝廷没有抚恤救济，还在加派辽东三饷。

李自成也不是多有谋略，多么英明，而是朝廷不断地把饥民推到了他的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