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遗臣黄宗羲，他的弟万斯同主编明史的时候，仍常常写信给黄宗羲讨论内容，直到那时他们师徒仍唯恐士英能获得忠义之名，《明史》羞羞答答地提了一笔士英殉国的事后，上又长篇大论地称，有野史称士英是投降满清了的，只是事后又私通隆武才被清廷死。在正史里大谈野史如何如何，这也算是独一份了，而且这段野史的描述比对士英死亡的正式记录还详细，还要绘声绘。可是即使是如野史所说，不也正说明了士英的降清是被迫无奈之举，和关二哥一样在曹营心在汉？如果你们说忠义千秋的关二哥有问题是汉的话，那么，士英自然有取死之。

平心而论，士英在弘光朝秉政时毫无作为，弘光垮台后他投奔鲁王监国和隆武帝，招来的是一片讨伐声。王思任写的“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一语脍炙人，就是直接针对士英的，责令他盂自裁。张岱以鲁藩旧臣的分上疏鲁监国，“恳祈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士英，“疏，监国召岱至御榻前，诏以先杀后闻。岱即带兵数百人往蹑之，士英宵遁江上，见其私人方国安，挟制鲁王，斥逐张岱。令士英统兵汛地，协守钱塘。”。

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他并没有因此就转投清军，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过去的不佳形像纯属别人的诬陷之词。清军档案证明，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以及会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士英逃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

多铎和宁死不降的弘光朝礼主事黄端伯之间的一段对话颇能反映士英的气节。黄端伯听说赵之龙、钱谦益等人献门率众投降，在城门大书数字“大明礼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因而被抓捕。在审问中：多铎拍案叱喝：“你认为弘光帝是何人，想为他一死？”

黄端伯朗言：“皇帝圣明！”

多铎问：“士英，又怎样呢？”

黄端伯：“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可气又可笑，问：“士英乃大臣，何得为忠？”

黄端伯说：“士英不降，拥送太后浙江，当然是忠臣。”他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赵之龙等人说：“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王监国政权境艰难时，转清军统治区遵制剃，以明朝“遗民”自居，既不能见危授命，但是又要在世人面前保住自己正人君的形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形成一致默契，义形于地痛斥“臣”士英，把脏泼到别人上，自己上的泥自然就不算什么了，借此以显示自己才是正人君。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请陛下允准，向首辅大人与大将军面前请教。”

因为有周镳的例在前面，赵之龙也不得不委屈一下自己，先向弘光皇帝提申请，免得一会自己也被剥去了衣袍到台阶下罚跪，那可就是颜面扫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