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当年五月，称帝后的刘在都城洛的南，设宴款待跟他征战东西的文臣武将。

期间建信侯刘敬建言，都城的首选应该是长安。

刘当时半信半疑，此即《汉书·张良传》里所说的“上疑之”。

因为刘的属下大多数都是今苏北一带人，便建议立都洛，认为“其固足可恃也”，实际还有洛离苏北老家近的心照不宣想法。

为刘青睐，有“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第一谋张良，却提了不同的看法。

称“雒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

张良认为，都城应建在关中平原上的长安，理由就八个字“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刘认为张良说的很有理，正合心意，遂接受了张良的建议，不久正式定都长安，开基肇始。

即使公元8年王莽篡位，建立短命的“新朝”，也未能更改长安的首都地位。

仅将名字上作了变化，易“长安”为“常安”，称为“西都”，同时仍设洛为陪都，称为“东都”。

王莽在始建国四年的诏书中，是这样为首都和陪都作定义的：“京畿连，各有采用”。

然而风转，千年陪都洛，在建武元年迎来了好运，转正为东汉的首都。

这一年冬十月，刘秀与王莽的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在鄗登基称帝，为表正统和刘氏重兴，仍以“汉”为其国号。

刘秀定都洛，封为“东都”，同时设长安为陪都，称为“西京”。

刘设首都于长安，而立陪都洛，刘秀却反其而行之，设都首都于洛，而将长安定为陪都。

看似都城互换，实际不那么简单，这是周武王实施的东战略，在东汉的继续，更确切说，这是时局和经济发展的选择。

刘选择都长安而陪洛，是顺应时势。

当时秦朝的旧势力并未本上消失，都城设在长安，有利于控制秦朝旧势力，有利于稳定国势，传统的堪舆术上，称这是“压王气，镇龙脉”。

而刘秀选择都洛而陪长安，同样正确。

长安乃刘姓汉朝开基肇始之都，不忘旧都即不忘本，这在古代讲究正统的环境下，是相当重要的，可以更广泛的赢得民心。

王莽之新朝之所以失败，跟他不是正统，而是通过政变夺权有莫大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关中的产资源已不能够支撑长安作为首都的消费。

以谷来说，当时各供长安各政府门的粮，主要从洛所在的关东地区漕运来。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由于人膨胀，军用开支加大，加上贵族消费，长安对谷的需求量大增，从每年的几十万石，暴增至六百万石。

武帝时，只好开凿长安与黄河之间的渠，增大漕运能力，加首都与陪都的联系。

所以，刘和刘秀在陪都的选择上都是正确的，与时俱，符合时宜，玄机不在于风，而在一个“稳”字——稳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