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崇尚礼制”，就到这地步，也难怪家会指责儒家“巧伪”，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而是指顺应自然，不要多余的事。

耍手段杀弟逐母，此事尽显郑庄公的枭雄本，但在治理国家方面，郑庄公却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当时非常大，不怵晋、楚。

其中的「勿夺其时」，就是告诫君主顺应自然——该让农民地的时候就让农民地，不要多余的事。

君主无为（不多余的事）、臣无不为（多些顺应天、顺应自然的事），这即是家的心治国思想。

在这方面，家的主张就是自我约束与自我提，家认为，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德，那么这个世就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比如儒家「仁义礼数」的束缚，以及法家刑法的约束。

就这样，郑庄公名正言顺地用「讨逆」的大义杀死了弟弟郑段，还驱逐了他的母亲武姜，立下「不至黄泉、毋相见也」的誓言。【ps：然而过了几年后，郑庄公实在思念母亲，又碍于自己的誓言，于是就挖了一条地，在地下（黄泉）与母亲相见，这即「黄泉相见」这个典故的由来。】

比如说，在四五月本应该农事的时节，君主不要因为与他国开战而耽误了国民的农事。

而相比较家的治国思想，家的“治人”思想，就显得格外的“不亲和”。

这方面现在哪里呢？

而「无不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同样也是指去顺应自然、顺应天该的事。

蒙仲正说。

说到治国、治人，应当首推家的治国之，在治国方面，从家鼻祖老起，家就明确地指了「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策略，以劝诫各国的君主。

而就，就注定家思想很难在像当代这「亏之世」有所作为。

再到孟、荀时期，荀首次提了「学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学」，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用！

后来孔的弟「夏」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可也。很符合儒家的风格，儒家一向认为，作为有君人格的人，应当顾全大局，而不必执着于细节。

这件事的起因，是曾参的父亲「曾占」。

因为蒙仲的这个观，与他不谋而合。

这就是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是它被称赞的地方：家思想只主张自我约束、自我提，却并不会像儒家、法家一样，将自己的意志加在他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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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可以延伸到对待国民的态度，总而言之就是，国民想要去什么，就让他们去，君主不要“额外”——即除了刑书以外——去约束他们。

延伸下来，还有想办法提国民的德修养这类的。

孔就回答：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隐瞒，儿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打个比方，国内发生天灾，务农的国民因此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开仓救济国民，而不是违背天意，继续向国民征收田税。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认为亦不能单纯就定为“惑世妄言”。 [page]

后来叶公——「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便就这件事对孔说：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亲偷羊，儿就来检举揭发。

听闻此言，庄带着惊讶看向蒙仲。

关于这一，孟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之家，可以无饥矣。

郑段，让后者因此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跋扈，最终，郑段与母亲武姜联合，试图内应外合杀掉郑庄公，夺取郑国的君位。

“并非我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认为“礼制至上”，甚至于孔曾经还包庇了弟「曾参」。

对于孔本人而言，他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但孔时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对「学」的态度，《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学的目的是什么？

某日，据说有乡人的一只羊跑到曾占的家院前，被曾占捉起来宰杀吃了，而其曾参没有举报。

这样一位雄主，若单纯用“善、恶”或者“好与不好”在评价，就未免会有失公正。

但遗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这样的觉悟。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国、用在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