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王至都督皆给永业田，从百顷依次递减。京官皆给职分田，由一晶五顷依品级低递减。外官除职分田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公廨田。职分田的收是官吏俸禄的一分，公廨田的收则为官署的办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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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那样灾荒，饿殍遍地的景象冲着他们的脑海，所以不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也依然埋的存粮。

“好了，利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们二位下去后和弘文殿的几位重臣商议一下，看减多少合适，三日后在承庆殿举行议。”，话毕，对二人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可以退去了。

待房玄龄二人退后，李承乾眉锁，对于今天这个现状，参政多年的他早就预料到了，只是以前一直都忙于政斗和战事没有时间，商业也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也就引而不发。

“殿下的话一针见血，我朝土地制度是均田制，而赋税制度则是租庸调制，这个制度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推行的。现在要是不适当的减租减息，不仅会导致土地贬值，更是会造成大量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对于减租减息老臣以为是。......”

租庸调制中以纳绢来代役的方法，在均田制的同步实施下，使农民在有土地耕的同时保证了有充足的农耕的时间，不会因为服役在外而耽误农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大唐立国后，太武皇帝继续推行均田制，规定每丁受田七十亩、桑田或麻田二十亩，妇女受田四十亩。田在受田人死后要归还国家，桑田或麻田为永业田，可以传给孙，可以有限买卖。婢受田与平民相同，但对受田人数有限制，亲王之家以限三百人，平民之家限六十人，丁一受田六十亩，一家限四。

随后，房玄龄详细讲解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之间的关系，均田制是由北魏至今实行的一人分土地的制度，北魏初年，鉴于北方长期战，人民离失所，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把掌握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向政府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而现在刚刚着手让魏征布置，这要命的病就爆发了，还真是路漏偏逢连夜雨火上浇油啊。同时也让他想起贞观元年封德彝说的那句话，缓药救不了急症，不过度一下想着一步到位是不可能了。......

而且租庸调规定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丁纳同等数量的绢、粟，庸调由县尉负责征收，八月开始收敛，九月运往长安或指定地。租即田租，则在收割後於十一月开始运送。

武德初因为沿袭这一制，对土地兼并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自耕农的数量有所增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今天的贞观盛世打下了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