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启圣心，招髦秀于四方，署俊乂于朝。多士既受普笃之恩，张温又蒙最隆之施。

而温自招罪谴，孤负荣遇，念其如此，诚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间，为国观听，知其状，故密陈其理。温实心无他情，事无逆迹，但年纪尚少，镇重尚浅，而赫烈之，卓伟之才，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于是务势者妒者，争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谭，瑕衅者讳其议，此臣下所当详辨，明朝所当究察也，昔贾谊，至忠之臣也，汉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绛、一言，贾谊远退。

何者？疾之者，谮之者巧也。然而误闻于天下，失彰于后世，故孔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也。温虽智非从横，武非虓武，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辩，卓跞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

故论温才即可惜，言罪则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有贤才以敦大业，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丽观也。国家之于暨艳，不内之忌族，犹等之平民，是故先见用于朱治，次见举于众人，中见任于明朝，亦见于温也。

君臣之义，义之最重，朋友之，之最轻者也。国家不嫌于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也。时世之于上，温窃亲之于下也。夫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故温念在取宿恶，以除劲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锐也。

但自错落，功不副言。然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数之多少，温不减之。用之羸，温不下之。至于迟速，温不后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也。温之到蜀，共誉殷礼，虽臣无境外之，亦有可原也。境外之，谓无君命而私相从，非国事而相闻者也。

《三国志》：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也。故孔使邻国，则有私觌之礼。季聘诸夏，亦有燕谭之义也。古人有言，知其君，观其所使，见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

温若誉礼，能使彼叹之，诚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显国于异境，扬君命于他。是以晋赵文之盟于宋也，称随今于屈建。楚王孙圉之使于晋也，誉左史于赵鞅。

亦向他国之辅，而叹本之臣，经传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也。王靖内不忧时，外不趋事，温弹之不私，推之不假，于是与靖遂为大怨，此其尽节之明验也。靖兵众之势，任之用，皆胜于贾原、蒋康，温尚不容私以安于靖，岂敢卖恩以协原、康邪？

又原在职不勤，当事不堪，温数对以丑，弹以急声。若其诚卖恩作，则亦不必贪原也。凡此数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参之于众亦不验。臣窃念人君虽有圣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御兆民之众，从层之内，瞰四国之外，昭群下之情，求万机之理，犹未易周也，固当听察群下之言，以广聪明之烈。

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阔，辞则俱巧，意则俱至，各自言为国，谁其言为私，仓卒之间，犹难即别。然以殿下之聪睿，察讲论之曲直。

若潜神留思，纤研，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亲臣，臣非温者也，昔之君，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独行之于前，臣耻废之于后，故遂发宿怀于今日。纳愚言于圣听，实尽心于明朝，非有念于温也。“权终不纳。后六年，温病卒。

这和老太太裹脚布一样臭长的记载别说你们看着疼，作者翻译起来也非常的疼。

先说第一段这个最好理解，那就是在邓芝之后，张温也被孙权派去了西川，作为使者算是回礼，然后张温去了西川之后，仿佛见到了自己喜的明星一般，对西川的各政治大加赞赏，就差鼓掌叫好了。

吴国的黄武三年，三十二岁的张温作为吴国的辅义中郎将份使蜀国，再发之前孙权还特意的叮嘱过张温，告诉他这次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卿不宜远，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大构于蜀。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这次本来用不着张温使西川的，但是孙权担心诸葛亮这个二货不知他孙权的，理解不了他和曹氏父往来的用意，所以希望张温这个能耐人去给他解释解释。

等到他将江东里面的事情清理净了之后，山越都给打服贴了之后，江东便会对曹丕大举攻，让他们大可以放心便是，这就是在答应了邓芝和西川联合抵抗曹氏，却仍然沿用了曹氏的封号许久许久的缘故，江东还是想要玩平衡。

而且为了方便张温的行事，对于张温还给了他一个受命不受辞的权利，这就是告诉他，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你怎么办我们完全不参与，你就给我们看结果就行了。

而张温也给了他的回答，“我在国内没有作过亲信大臣的谋划，行外没有独自应对的才能，恐怕没有张孟播扬国家声誉的能力，又无产阐述事理的功效。

然而诸葛亮见识彻，于谋划，必定了解您的神明思虑和屈伸权宜之计，加上朝廷天降恩惠，推测诸葛亮之心，一定不会有什么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