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与女是天，君臣只是人，在明人中，唐律给十恶大罪开的后门补丁纯粹是以人犯天，属于非礼。

徐梁没有多争执，：“株连之法可以废，但财产问题如何置？”

亲亲隐匿的结果就是株连、夷族这类的酷法全面取消。徐梁不在意少杀那么几个人，关键问题在于犯罪财产如何充公。像李三才那样，一方面自己当清官骂皇帝，一方面他儿聚敛百万家财，徐梁是无论如何不舍得放过这人的。

“若是分家析产，则各自为判；若是并无分家，则为视其私产。”李明睿声音渐低，显然有些缺乏底气。

“某人犯罪，该当罚金三千两。若是其父尚在，其何来家产当罚？”徐梁问。

直系尊长在世，女不可能有名下财产，最多就是例银存下的私房钱。如果女在父母在世时敢说分家析产，直接就被官府治罪了，都不用父母告他们忤逆。

李明睿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不株连，罚金刑的执行力度就有很大的漏。

“我给你个主意，你们回去议以议。”徐梁：“民商法里有无限连带责任，若是引斩衰之例，则何如。”

徐梁在整理记录自己初中数理化知识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在啃最的骨，一直安自己：只要把这辆重车推上轨，日后的吏治整顿和法治改革就要轻松得多。

然而真正整顿吏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能的已经很少了，除了完善考成法、合理分工作任务、增加官吏人数、推基层控制、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之外，再难有本质的改。明朝官吏甚至连集办公都已经有了，而且还是源自魏晋的制度，真是不查不知，一查全是泪。

等到终于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的实际控制权，加了基层控制力度，可以尝试法治改革，以更适合发展型国家的需求修订大明律法……徐梁却发现，别看自己当过警察，对于律法相对比较了解，能的也非常少。

法律看似是国家专政力量，是统治阶级的锤，但抛开表象看本质，它却是被文化传统、社会环境、人文思想、历史沉淀、经济基础，甚至宗教礼仪等等所有上层建筑所决定的一个小仔。

比如亲亲得相隐匿，难徐梁不希望全国人民只把他当神，连父母妻儿都可以大义灭亲地告发、划清界限？然而这样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只能得到一个丧失了基本人的社会！

连自己的至亲都信不过靠不住，还怎么与外人往？

法律是德的最低底线，一旦泯灭了德，全用法律来代替，那就只能迫全社会的人都成为罪犯。而国家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警力来维护法律的尊严，最终结果就是立法很细致，执法很糙。最后全民心安理得地犯法，法律也失去了公平正义可言。

徐梁记得另一个时空中的确有过这样的现实，结果却是几代人为之埋单，华夏传统几乎断绝。如果要这样，跟鞑虏主中原又有何区别？

既然人要维护，宗法社会的基础不能打破。大明律里许多看似落后的糟粕也就无法剔除。徐梁真正能够到的，就只有一个方面：更多地订立门法，将民商、刑事分离，有条件地制定诉讼法，同时拆掉“民告官”的门槛，为日后行政复议和行政法些铺垫。

民商法中，主要是对如今商业习惯行法条形式的确认。在大明这个近乎畸形的经济中，合伙、分红、东主、掌柜已经十分成熟，除了习惯词汇有些差异。几乎可以完全用后世《公司法》中的绝大分内容。

刑法系建设主要是总论分对于“刑罚”的修改，加重了死刑判决，符合徐梁一贯受到的“重刑主义”教育，对当前尚未稳定的大明社会有“世用重典”的效果。同时也加重了刑株连范围，曾经主犯放的罪刑在崇祯二十年之后很可能就是五服之亲全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