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近千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古代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作为古都，其建都时间之长，都城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可是唐代以后，再也没有人把都城建在长安，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五代分别以洛和开封为都，北宋建都开封，南宋定都杭州，元朝定建大都，明朝先居南京，后徙北京，定都乃国之大事，需要经过一番思熟虑。在唐末以后的千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选择长安一带作为国都，这一事实本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中地区已不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王畿认为现在大明的国土面积远迈汉唐，北京的位置与目前的版图相比过于偏北了。王畿认为：长安的地理优势决定了长安再次成为中国首都的优越。另外中国东地区，地势平缓又临近海洋比较有利于展经济，但中国的西地区却是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人组成复杂。但如果大明的都城坐落于此，必然会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通等多个领域带动整个西地区的繁荣，同时更方便控制草原个落。

朱厚炜却摇摇，答：“我倒不这么认为，我承认他确实有才华，但这人绝对不能放朝堂，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北京地理位置的确没有长安优越，虽然从元代才开始作为首都，但是保留了大量的行政机构，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再加上西过度开发，那里早已不复当年了。不过朱厚炜也认为，作为陪都倒是可以考虑。

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而唐末以来的战对关中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剧烈。朱厚炜最后总结说：经过长期的战，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长安已经无法承载作为首都带来的环境压力了。

而公元九零四年，军阀朱全忠迫唐昭宗迁都洛，对长安城行了更为彻底破坏。经过这次空前的浩劫，宏伟的长安城被毁灭了。一代名城，化为灰烬，关中地区也遭受了大的创伤，到都是残破的景象。

但朱厚炜却不以为然，长安从周朝到唐朝一直被作为首都的首选城市，因为这里地观关中平原，土地沃，四面据险，文化也较为发达。但在唐朝末期，被吐蕃军团攻长安，溉系统严重受损，在以农业为经济命脉的古代中国，从此丧失了作为首都的资格。

听完王畿的宣讲，作为一心想成为另一个唐太宗的正德皇帝浑一激灵，长安，长安！好久远的名字。可每当听到长安这两个字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激动人心的情怀在这两个字里面！朱厚照也莫能例外。

来说，唐朝中期安史之以后，大量人躲避战南迁，经济重心随之南移，南方更是历史上首次超过北方，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所在。关中距江南过于悬远，漕运不便。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中心也必须移到江南去。尤其是这些年，江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此时的都城并不在江南，而是在北京。

中国自古西北祸，至唐末五代十国大，西北作为最早的一个地区诸民族气力已竭，不再是边疆征战的重心，重心已经由西北转移至华北、东北，故而重视度下降。在安史之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宏伟壮丽的长安城便遭到多次破坏，到了唐末，长安城及关中地区久经战，这破坏变得更加严重。先是黄巢占领长安后，曾放火焚烧室，后来各路军阀混战，对长安城的破坏尤为严重。

朱厚炜还有一个最大的反对理由就是生态破坏。关中地区本来是生态环境优的天府之国，八绕长安，使其成为最适宜建都的地方。然而隋唐两代三百余年间，关中地区的人大量增加，黄土原开发过度，森林急剧消失，天然植被大量减少，土失严重，土壤力下降，导致环境污染，旱灾害不断现。

朱厚炜反驳王畿的理由也很充分：其一，长安偏西北，距离关东繁华地带太远。不过从中国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都城的确立是由多因素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取决于地理位置，而且中国古代“六大古都”更是没有一个居中的。

“朕觉得长安好的，”正德皇帝不好意思的挠挠，又说，“这个王畿虽然故作大言，但是肚里还是有货的，让他赋闲在家不太合适，朝廷应该重新启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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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炜的反对让雄心的正德皇帝有些失望，长安他曾经去过两次，对那里他还是喜的，不过朱厚炜的话又确实句句在理，他也无从反驳。送走了有些失望的王畿，齐王返回后院的时候，发现正德皇帝坐在院中间的靠椅上，抬着看着天上的月亮神。朱厚炜噗嗤一笑，调侃：“大哥，还在想您千古一帝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