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也有一些老人将北边这条运河称作吴兴塘，乃是南北朝时期的吴兴太守沈攸之所建，可溉二千余顷良田，一顷一百亩，周围二十多万土地都受此塘之利。吴兴塘两岸，修建了密密麻麻的渠，通过一个个送向一片片田中。

浔溪自南向北一条运河，这条运河的名字，当地人自己都搞不太清楚，有的说是苕溪，河也确实跟苕溪属于一条河，但苕溪在西边两百里地的湖州跟其他几条河汇，然后往北输太湖，同时也有运河往东沿着太湖南岸，一直通到了东边南下嘉兴、北上平江（苏州）的运河。

刺史、郡守这样的大官都是朱勔门下，而那些中小官吏，更是不计其数。朱勔倒台，就是这一两年间，又恰逢金兵寇，朝廷其实本不可能赖得及收拾遍布东南的朱勔党羽，有大量的漏网之鱼。这些党羽，大量集中在太湖一带，因此这一带的土地，大多数都被这些恶吏兼并。

这二十余万亩田，没人说得清有多少地主。因为土地变动实在太过频繁，早就形成了固定的程。有许多牙从事土地买卖介绍生意，中间人负责对地契准确无误，同时找保人作保，然后三方割，甚至都不需要过，官府也不会过问。

由于皇帝从诏书、圣旨的度确立了土地私有的规矩，连王安石变法如此声势浩大的改革都没能动这个基础，于是土地的价值更加得到认可，有钱人自然对土地资产十分看好，买地的情况十分普遍。

由于有大量诡寄情况，浔溪村的人甚至都说不清楚他们的地主是谁，每年收获季节，就有庄来收。那些庄，往往都是本地一些保长、甲长充任，土地买卖中，这些人一般也作为保人，他们才知真正的地主是谁。而往往土地都过了好几手，

这至少说明，宋朝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有可取之，也有自成一的认识，甚至有其独特的土地哲学。南宋官员和学者王明清对这政策解释说，“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

他认为土地集中在富手中，田连阡陌，不过是为国守财。放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人将贫富分化描述成藏富于民，积极呼吁政府采取低税收政策，尤其要给最有钱的企业家、富人减税。但这哲学有一个很现实的逻辑，那就是当“盗贼发，边境扰动”的时候，富人会“乐于输纳”，乐于未必，但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一定愿意钱的。这些土地所有者，扎在社会最基层，他们有护卫家丁，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盗匪叛，他们有时间，也有机会，还有力量将农民起义掐灭在萌芽状态，这可能才是宋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农民起义声浪却最小的原因。

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之严重，可令人诧异的是，反倒是北宋直到灭亡，也没爆发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主要因为黄河泛滥这样的天灾，方腊起义也主要是中央政府目光投不到的江南，官府盘剥太过于贪婪所致，而且就是方腊这样的植园主的起义，也在短时间内被镇压下去。但宋朝的小规模农民起义数量之多，远超历朝历代，两宋共300余年，农民起义就有433次，一年一次半。

可没有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威胁到京城，大多数都是在当地就被轻易剿灭了。而失地的农民，大量涌城市，造就了无数繁荣的城市，所以宋朝的社会动却不危机，充满了活力。

，被抄家竟抄到了三十万亩土地。这是官府抄家记录在册的，官府没抄来的有多少？有没有抄家的官吏贪墨的土地？有没有朱勔通过分家、诡寄等方式隐藏的土地，没人知。这还是朱勔一家兼并的土地，朱勔的党羽无可计数，朱勔搜刮石纲，龙颜大悦，十分受，乃至一时间，东南地区的官员都需要他才能加官爵，史称“东南刺史、郡守多其门”，朱勔府邸一度被称之为东南小朝廷。

一年换一家有些夸张，但浔溪村的人这几年间，至少看过自家的田换了两三回了。

也有一些诗词描述这土地转频繁的现象，宋代官员朱继芳在描述自家宅门的《朱门》一诗中写：曲池毕竟有平时，冷看他炙手儿。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慨家宅十年三易主。辛弃疾则在《最楼》中写“千年田换八百主”，罗椅在《田蛙歌》中写“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官府对于土地买卖的放任，也是历朝历代之冠，因此宋朝的土地转情况极为频繁，乃至形成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这对于土地特有的价值认识，土地变成了一通良好的保值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