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认为，君主有了势，定了法，其地位还不是稳固的，必须有两面之术，不然势与法就会变得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如果以术来联通势与法，就如虎添翼，无论动静，都会使臣下慑服。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控制术，像前面提到的“正名责实”，就是讲规定职责，考校监督的。还有如君主以静治动的，无为而治的，这些属于领导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另一类是搞谋，耍手腕，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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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

申不害学术思想及变法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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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虽然主张功劳授予官职，但他并没有以作则。《战国策》中就载有一个他“走后门”的故事。有一次，申不害凭籍相国的份，向韩昭公说情，为他的一个堂兄谋求官职。韩昭公不准，于是申不害面“有怒”。韩昭公就生气地说：“我施行你的变法主张，是为了治理国家。现在是听从你的请求而败坏你的治国之术，还是施行你的治国之术而废去你的请求呢？你曾经叫我任人要‘拥功劳，视次第’，现在你有所私求，我究竟该怎么办呢？“申不害见势不妙，只得避席请罪，惭愧的说：“您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p

申不害提“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主张，首先由孔提。申不害收了这个主张，是名分等级，不得错。与孔“正名”不同之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申“正名”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主其大，臣其细”的大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化，即把名分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

申不害轶事

申不害“走后门”

申不害研究术，有正面的领导控制方法，也有谋诡计，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否德，但可以说，他的思想和研究是可以启迪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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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术”?申不害没有明确规定。“术”是君主的专有，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申不害说，“君如，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的“名”，主要是政治概念，他的“名”是法的等值概念，是为人君制定的工。所谓实，也就是君主给臣下规定的责任和职权，是臣下遵从君主的规范。申不害本来是劝戒君主发号施令要慎之又慎的，但其效果是加了君主的个人专制。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君主权威，而又能制约君主的方法，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

玩权术，当然不是自申不害开始，但他是第一个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者，这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很受历代统治者的喜。但从本质上说，无补于稳固政权。因为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家的影响，但他的直接来源是老还是慎到，不得而知。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他们都遵循老的大统一哲学。《大秦帝国》中的申不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申不害把这些原则用于人事，构成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无为”主张的渊源即《老》的“绝圣弃智”，申不害的“无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个人作为的“无为”，以便听取臣下的意见。但是，申不害仅仅把这“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为了完善这方法，他一步发挥《老》“柔弱胜刚”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决不是指君主无所作为，只是君主决策前的一姿态。在关键时刻，申要求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申不害的哲学思想，是君主哲学，是政治哲学。这哲学由家的“天无为”演化发展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