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page]

因为《秋》是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现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传下来的《秋公羊传》《秋榖梁传》和《秋左氏传》三，并称秋三传。《传》的《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年合并，先经后传。本栏秋为单行本，其他三传请到本书馆十三经栏目阅读或下载。

品读方法

《秋》是经而非寻常史书。读《秋》之法，必尊以经而后读之，须怀以诚敬之心读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义所在。若与二十四史同而混读，必生乖张之心，必生偏狭之念。如是则终生不能明于圣贤之也。

《秋》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在乎其中矣。孔作秋而臣贼惧，其缘何也？惟其惧以贻臭千古，为万世所唾骂，受鬼神之诛耳。故是《秋》为经，以大义所存焉。此等意，虽以史迁之贤而不能及。今人或以曲笔讽之，其谬甚也！因此一叹。

作品质

孔所作的《秋》是一蕴涵着作者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秋》质之争。

围绕《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观：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即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即认为《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持这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实际上，“亦经亦史”说是一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不妨先对之略加分析以见其不妥。钱穆认为《秋》是一“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这貌似公允的调和论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经史不分”之说不符合古代经史关系的实际。关于这，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有力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事实，故而毋庸今人置喙。其次，一论著的质是恒定不变的，而属于学科分化的经史之分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两者不宜混为一谈。由于经、史的区别是本质的，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当然也不存在某中间过渡形态。这样说来，“亦经亦史”说实际上等于取消、而不是解决了《秋》质问题，无怪乎自产生以来和者寥寥。与此不同，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看法，却由于牵涉到一些史实和理论的辨析而情况复杂；加之此说自著名学者之，因而长期以来对之鲜有质疑者。由于今人的误解多系盲从前贤所致，所以首先对传统诸《秋》为史学著作说的错误加以分析辩驳，无疑是我们正确认识《秋》质的钤键所在。

写作动机

历史学家从事历史创作的主观动机在于真实地记载历史，这是判定一作品为历史学著作的第一项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说：“记录和保存历史史实，是史家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动机之一。……史家从记存史事的动机发来研究历史，对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大影响，可以说，史学的产生即由此始。”史学著作当以记事为目的，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为撰史的立足。吕思勉说：“何谓史？史也者，记事者也。”讲的也是同样的理。

求真记实对历史学家著史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原则，因而堪称判断一本论著是否为史学著作的试金石。蒋庆正确地指：“孔为何要作《秋》，是理解《秋》一书质的关键。”孔为什么作《秋》？作者的目的也在于求真记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胡适就曾指：“《秋》那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修《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这些论述都据作者的动机，正确指了《秋》的政治学质，结论足以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