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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本，行书米米，其纸墨良，至今依然古照人，更加珍贵。其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珣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的晋人韵味。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千万绪，百废待兴，但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的收藏，周恩来总理并亲自过问此事。时郭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落海外，几乎已成定局。但因为人民政府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终于以重金将这两件无价的希世国宝，重新收回故博院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葆昌已殁，张伯驹向郭氏之郭昭俊重提旧事，要价黄金一千两，而且不能还价。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议，时宋文以行政院长来京视察，郭将二希向宋行贿，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民晚报》“造型”副刊被揭，一时传说纷纭，引起文艺界正义之士的烈不满。宋文畏议，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

此帖经北宋内府收藏，着录于《宣和书谱》，明代董其昌等都曾收藏，《书画记》、《平生状观》、《墨缘汇观》有著录。乾隆年间内府，乾隆皇帝弘历视其为无上之宝，将此帖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藏于养心殿西阁，专设三希堂，以尽赏玩珍宝之意。

《新民晚报·艺坛通讯》载云：“希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即郭葆昌）之儿献于宋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仍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明成化六年（1470）王珣任太康知县，与百姓同甘苦，修河，垦荒地；均徭减赋，赈济饥民；设学校，兴教化，培养人才。在任三年，政声大著，百姓称他是三十年来最好的父母官。改任南京四川监察御史时，因弹劾权，铲除豪，几乎被投监狱。任浙江湖州知府时，为治理赋税不均，拟定了“均赋法”，受到巡抚彭韶的赞许。实施后

远帖》的年代仅次于陆机的《平复帖》，堪称无上至宝，其书为成熟的行草，运笔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洒脱，确实是晋人特有的风神，堪与二王争辉，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

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逊帝溥仪携文逃，《伯远》、《中秋》二帖正在其内。1937年，二帖售予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郭氏是一位古玩商，常将书画、名瓷卖海外，牟取厚利。事为张伯驹先生所知，生怕二希落海外，即请惠古斋的柳农居间，愿以价收购二希，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台帖》、唐寅《孟蜀图》轴等，议价20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

王珣（1440~1508年），字德，曹县南隅里涸村（今郑庄乡王老林）人，元朝尚书、福建行省左丞王茂五世孙，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不料当年夏天，卢沟桥事变，金冻结，余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还。

二、明代历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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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至北京解放前夕，郭从上海取二希，携逃至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又载云：“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