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谊师友之间。从黄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山谷，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山谷代笔。

至于黄的行楷大字，则又另当别论。山谷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而自成家法的。山谷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右军所书，且信不疑，故而倾力揣师西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了黄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我们把其代表作《寒诗帖》与洛《龙门二十品》一比较，即可得明确答案。黄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

黄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概括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燹舟中，观长年桨，群丁棹、乃觉少，喜之所得，辄得用笔。”由黄此自可知，其学草首先是学时人周越的。周越的书法我们现在难以得见，不过从一些文献记载中还是可以想见其大概规模的。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加”。黄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巾有书数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两台、林和靖矣。盖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山谷对草书笔法的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草书独自面日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舟中，观长年桨，群丁棹，乃觉少，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人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善其事，而不利，行笔，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非理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神人化。黄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皆留，留皆行。山谷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开创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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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集萃

题郑防画夹

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

唤扁舟归云，故人言是丹青。

牧童诗

骑远远过前村，短笛横隔陇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ps:传该诗为黄七岁之作。

病起荆江亭即事

翰墨场中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维。

近人积无鸥鹭，时有归浮鼻过。

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