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坛亦极力推崇。从江时代起倭人就因黄蘖的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时带去张瑞图的书迹而熟知其人，对日本书坛影响甚大，张瑞图被称为“星”。日人称其书法“气脉一贯，独自风格”。

《明史·卷288·列传186·文苑4·董其昌》：“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清·秦祖永《桐论画》：“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

钟指三国·魏·钟繇，王指东晋二王。钟、王所创立的书风，历经唐、宋、元的持续发展，已形成源远长的帖学传统，并据书坛主，其审特征表现为崇尚柔之。

由元代赵孟頫树立的妍媚柔婉书风，将钟、王帖学传统推向峰，对明代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追求外在形态的“姿媚”蔚成风气。于是，明初现了三宋、二沉等人端整婉丽的“台阁”，明中形成了端庄典雅的“文派”书风。

近人宗霍在《书林藻鉴》中综述明代书法曰：

“帖学大行，故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几越唐、宋。惟妍媚之极，易粘俗笔。可与时，未可与议古。

次则小楷亦劣能自振，然馆阁之，以庸为工，亦但宜簪笔禄耳。

至若篆隶八分，非问津於碑，莫由得笔，明遂无一能名家者。

又其帖学，大抵亦不能赵吴兴范围，故所成就终卑。偶有三数杰者，思自奋轶，亦末敢绝尘而奔也。”

“晚明四家”中的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当属宗霍所云的“偶有三数杰者，思自奋轶，亦末敢绝尘而奔也。”

邢侗研东晋二王，临摹几可真，自谓“拙书唯临晋一”；米万钟擅行草，作为米芾后裔，谨守家法，在米字格中唯增圆。两人虽不学赵孟頫之，却未离二王樊篱。

董其昌公开向赵孟頫宣战，力纠赵书之妍媚熟甜。董其昌以“复古”为借，法唐而晋，持一貌似传统的立场。实际上，董其昌倡导的“淡意”，在晚明还是有极大审转换意义的。他把严肃的创造过程，置换为一适意潇洒的自娱过程，提倡“我合一”、“主客”，不追求技巧的展现和形式的面面俱到。他以“熟后得生”的途径，求中的“生拙”之味，以“率意”的笔法，在放逸中现“自然天真”之趣，其风格与赵书相比，更多生拙、放逸、简淡、萧散之韵，然貌仍不离圆、秀，尤其在弘扬帖学、重振钟、王风神、讲求姿态方面，与赵孟頫是一致的，只是另立了一形态。

只有张瑞图，重学养、弃旧学，勇于创新。其《果亭墨翰·卷1》小楷“书评诗评”中写:“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却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坡公（苏东坡）有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求之，或少有近焉耳。”

张瑞图虽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家”，然他的书风与邢、米、董三家迥然有别，而与黄周、倪元璐、王铎、傅山诸人创立的奇倔狂逸风貌颇为相似，共同在钟、王之外另辟蹊径。虽然在书品和成就影响方面，不能说张瑞图超过三家尤其是董其昌，但却独创一格，属于“绝尘而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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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特

张瑞图的书法确不同于柔媚时尚，而别“奇逸”之态。他擅长的楷、行、草书，笔法峭纵放，结拙野狂怪，布局犬齿错，气势纵横凌厉，构成烈的力、动的气势，确属奇而逸，时人赞为“奇恣如生龙动蛇，无尘气”。

张瑞图的书学渊源，前人略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