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删削，望之即知为二，然亦从结构见之，笔法则未也。”

张瑞图还从六朝北碑中汲取了雄劲峻厚的笔法。近人张宗祥《书学源论》曰：“张二，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

张瑞图奇逸书风的形成，更是时代审思转捩的产。

在有明一代姿媚书风占主的时尚下，萌发著一尚丑、尚狂狷之的思，明初张弼“怪伟跌宕”的草字、陈献章“拙而愈巧”的茅龙笔草书、明中期祝允明（祝枝山）“纵横散”、“时时失笔”的狂草，都显现反正统的倾向。

至明中叶以后，随著商业城市的繁盛，市民文化的兴起，文学中“公安派”(公安三袁：袁宗、袁宏、袁中)的“独抒灵”说以及哲学上李贽（《泉州人名录·李贽》）等人“异端”思想的现，使这反正统、求“狂怪”的思获得一步发展。

在书法界，涌现徐渭、张瑞图、黄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一批“狂怪”派书家。

王铎虽称遥继“二王”，其实他的倔之态业已破坏了“二王”的“不激不厉”的平和风范。 [page]

黄周楷书法钟、王，参北碑，直追索靖，巧拙并施；行草书笔法离奇，遒密超。

倪元璐对颜真卿、苏轼作新态的别构，都是从峻其风骨手。其草书，用笔险绝，风清骨峻，有烟云之气。

傅山的“宁拙毋巧”说，更是从理论上予以了提倡。

这些人历史地转移了时代的审风气，然而走得最远的，无疑是张瑞图。他们抛弃中和、优的姿态与规范，结支离欹侧，以丑为；笔墨随兴而运，打破“藏护尾”、“平正安稳”等形式规律，肆意挥洒，棱角毕；布局不求平衡和谐，而是纵横叉，散散。

这以丑怪、狂狷为的书风，在明末清初风行一时。张瑞图作为其中一员，不仅在“晚明四家”中独标风范，在这一行列中也堪称佼佼者。近人张宗祥《书学源论》评述：“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黄周），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一为张二（张瑞图），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此皆得天独厚之人。”

张瑞图的书法，在外在形态、笔墨形式上，与黄、倪、王、傅有许多相近之，呈现趋同的审追求。清·杨守敬《跋张瑞图》曰：张氏“顾其传书法，风骨骞，与倪鸿宝（倪元璐）、黄石斋（黄周）伯仲。”

但是，张瑞图之名不列风格相伯仲的黄、倪、王、傅派之中，却与蹊径迥异的邢、米、董并称，这只能说明张瑞图的书风与诸家存在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的复杂关系。

张瑞图的字确很“奇逸”，但有时奇得格，不少字结狂怪，难以辨认；逸也有些过分，不少用笔纵放无度，犹如画符。据《桐论画》附注云：“张公画罕见，书幅甚多，相传张系星，悬其书室中可避火厄，亦好奇者为之。”此说至少说明张瑞图书法很怪，带有符录的味，可作祛灾的符录悬挂。

另外，张瑞图反柔媚而走向极端，一味倔，过分外，少蓄文雅之气。如清·梁巘《评书帖》所论：“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张氏在艺术追求上的偏激、失度和品位不，与他政治上的表现有某些相似之，这无疑是人品对书品的影响。

因此，张瑞图与倪、黄等虽同属奇倔书风，却不能归一类，更不能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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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评述

近现代的一些评述如：

张宗祥《论书绝句》形容张瑞图的字是“侧锋刚腕势雄奇，狭巷兵回相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