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矣！

赵之谦初学邓石如，而后上溯汉碑。以赵之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于某家某，甚至某碑，故其师法汉隶，终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见到的约35岁前后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为幼堂隶书七言联》（40岁）、《隶书张衡灵宪四屏》（40岁）、《为煦斋临对龙山碑四屏》（41岁），则已汉人之室，而行笔仍有邓石如遗意。晚年如正书，如篆书，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寓圆于方，方圆结合。结扁方，外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

赵之谦作品最多、传世最广的是行书。35岁前作品多行书，皆自颜，细审之，与何绍基有同一辙者，温文尔雅，雄浑而洒脱。35岁时，在四月为厚夫作行书七言联：“参从梦觉痴心好，历尽艰难乐境多。”还依然颜面，而在一个月之后为莼作行书八言联：“云乍，窗外疑夕；午睡未足，枕中游仙。”则开始疏远“颜风”了，在十月作篆书四言联为魏稼孙补款时，则字形由长方变方扁，虽然划还未完全脱离“颜风”，而已由量变开始质变。36岁之后此颜行书便再不复作。37岁前后以北碑法试作行书，多牵之，其自评之“起迄不净”5字病，在这一时期可以明显看得，转折不自然，笔力亦靡弱。众所周知，赵之谦北魏风行书是其独创，前无古人。邓石如开北魏书风气，而其行草则不作中锋行笔，而用卷锋，裹笔而行。包世臣亦然，字型则未脱唐人风范。唯有赵之谦，始将北魏书笔法直接运用到行书之中。因此，它没有前人所遗留下的“参照”，而且由于北魏书独特的用笔方法：卷锋加侧锋转换为中锋，很难于连贯。对此，赵首先是在“文稿”小行书，或者说小字落款中得以解决。40岁前后的款书已经自然老到而全然无生之，虽笔力还不够浑厚，而行笔已无不畅。从某意义上讲，其行书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于正书、篆书以及隶书，是最后才得以羽化成形的。45岁以后，心手双畅，已能随心所，故而一任自然，从笔驱毫，挥洒自如。赵之谦曾自称：“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其实赵之谦晚年作品中行书占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间以北魏正书论赵之谦，而忽略其它书，以至于视北魏风行书为“赵之谦北魏书”，而不予以区别。大凡有成之书家，必自正书，而以行书结。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赵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书法，多挂轴于墙面来欣赏，更是注重行书作品。尽赵以北碑名世，传世仍以行书为多。这大概是世人对书家的要求。

一个人的书风，各书最终如果能得到统一，则其必独到风格。50岁之后的赵之谦，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书均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赵之谦平生少作草书，从中年草书《为犍汀草书集圣教序联》观之，浑厚质朴中见飘逸，亦全自北魏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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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生涯

知前人到到前人未到

—赵之谦绘画

曾见赵之谦与任熊（渭长）（1823～1857年）合作之画。如果我们将赵之谦31岁所作的《为元卿果图册十二开》（上海博馆藏）和《为英叔卉图册十四开》（故博院藏）与任熊的《姚大梅诗意图册一百二十开》（故博院藏）和作于大碧山馆的《卉图卷》（故博院藏）相比，不难发现两者的诸多共同之。牡丹等卉的画法几乎一样。勾勒后设，方法也相同。各卉绵密穿，布置大开大合也非常相近。两人的绘画技法、绘画观念是相通的。赵在《为元卿果图册十二开》中题:“任渭长死，吾谁与语。”两人都是浙江人，且有共通的友人—大碧山馆主人丁文蔚（字蓝叔，1827～1890年）。丁与任是同乡，皆为萧山人。丁与赵曾结拜为兄弟，丁蓝叔长于诗，也擅长书画，与任、赵有同好，画风也相近，由此也可知他们之间的往。可以推想，赵早年或受过任的影响，曾一起作画，互论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