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提倡君主立宪,是反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维护封建专制。5笔者以为,这看法是片面的。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虽然主张君主立宪,但是所谓虚位君主,“名是皇帝,实非皇帝”,君主的权限由宪法规定,“宪法全由资政院起草决议,则全由民权共和至明”,并且宪法是“一国最上法、最权”。6在这一设计当中,专制政下皇帝的立法权、行政权、人事权和军权都已有名无实,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他反对革命派的共和政,称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7但是需要指的是,民主共和与虚君共和同样是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表现形式。从宪政发展史的角度看,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肇始于英国,其主要特征就是确立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这君主立宪制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无疑是一次历史的超越,直到今天,其历史意义是不应也无法否认的。因此,忽视历史的程和时代特征而断言康有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思想的反时代恰恰本就忽视了其所的时代特征,是一以今人之观念求于历史人的评价。

3.提倡权力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行限制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理和立宪政治。8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革命,就曾经明确提:“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888年前)当中,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发,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9他认为:“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10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他又指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犹人之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立事成。”11同时,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12

宪法中“分权与制衡”原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最统治权类别和职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分别由独立的机关负责,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分权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制衡。从康有为后来的变法实践和政论看,他对三权分立专门的论述不多。但是,他倡导议会政治,实际上是分君主之集权;提倡地方自治,则是主张地方分中央之集权。

4.民权思想与政治观。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调公民自治。

在《万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这些充满差异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13对此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门、论人公法),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引说一条)中,他论述:“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14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来源,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步。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康有为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他认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为国,非以为民,但求不,非以求治。……(因此)有大官而无小官,有国官而无乡官,有国政而无民政,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世封建其一人,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听民自治,听众公议,人人自谋其公益,则地利大辟,人工大……”。他还提了的参照系,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或名曰邑,……”15等设计。在当时,地方自治的提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减轻中央负担,并且在促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时形成对中央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理的传统看,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16和地方规范,然而其发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