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都落在她一人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上，恭恭敬敬地叫她“”，给她磕一个。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要不是我妻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不好，没能和我一起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神令我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谢我的内侄一家心照料我的生活。

书画鉴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后很不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的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这虽然是一段可《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着录的迷信。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前一晃。端方当然知着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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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谦光

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启功：别说我是书法家

书法家、文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

成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后，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启功则不论尊卑，凡有所请，便欣然从命，不忍拂意。先生作书，不择砚墨，宣纸下垫几张旧报纸，占诗句，握直书，珠玑满纸，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启功很累，但启老先生却始终保持着宽容大度、豁达幽默的世态度。

随着电脑成为不可或缺的工，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笔，墨，纸，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电脑“写”字，还希望电脑“写”多风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团推方正启等18款新字时，启功应邀来到方正集团字模现场，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脑造字过程的演示，并就电脑造字提了建设的意见。作为着名书法家的他对于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电脑技术的结合大加赞赏，连说三个“好”字。如今，以之为源的方正启画活泼，势清朗，眉目清秀，态大方，现了启典雅遒丽、豪迈潇洒的书法风格，有明快大方的特。

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那是“东方之”的名人访谈节目，记者是把启功作为大书法家来采访的。可是启功首先声明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好而已。

的确，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着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论稿》等。他熟知清史，曾经7年校《清史稿》；20世纪50年代注释《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