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孙推官直接把官帽举了起来：“臣，海运之事是你始倡其议，现在你得有始有终，不可遗祸后人，现在就只要你说一句话，大伙都会与你共退”

由于太仓负责“太仓银库百官之廪禄、九边之军需所取给也”，因此格外至关重要，导致万历年间“太仓岁约三百七十万有奇，节慎四之一，太仆十之一，光&17973则十之毫厘耳”，至于内库金银每年虽然从一百万两增至一百二十万两，但却是皇帝的私人小金库。

万历时人对此说得很清楚“国家内外帑藏供用自有定规，如金粒贮之内库专供御前之用，京边钱粮贮之太仓专备军国之需”。

而到了地方那就是一场真正的灾害，既有征收成本与相应损耗，又有诡寄与飞洒，举一个最简单的例，洪武二十四年江宁府上元县，也就是留都南京，有在籍人二十七万，到了正德年间只剩下了十三万，而万历年间上元县的在籍人只剩下了二万七千人。

而现在辽饷的加征似乎无穷无尽，作为第一个提倡议辽东海运的地方大员陶朗先压力很大，而对面的徐知府一脸诧异地说：“刚下的诏旨，每亩再加两厘银，台怎么还不知？”

他现在是被了

既然要把辽东旧饷都拿走，那么徐知府与孙推官等人都觉得来一个釜底薪，把整个京边钱粮全留下来，换句话说就是起运给的钱粮一律改为存留，就是起运给礼、工的钱粮也准备留下来。

他已经被完全架空了

说到这，在场的一众官员都把官帽直接举了起来，个个目光如电盯着陶朗先，整个会场一下只剩下肃杀之气，一个个虎视眈眈盯了陶台。

这关系着陶台的仕途。/p

京边钱粮可是朝廷的命，“专备军国之需”、“百官之廪禄、九边之军需所取给也”，在这个问题上跟朝廷讨价还价那真有可能死无葬之地，在这个问题上，他真不敢跟登州府官员共退。

但是陶台已经顾不得自己已经被架空的事实，他必须考虑起另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加了辽饷以后，登莱还没有能力继续行米豆的召买与海运。

从表面来看，一亩地加征九厘银并不为多，但问题是太仓每年的京边钱粮原本不过三五百万两，现在一下就加征了七百四十万两，等于太仓银库一下就多了两倍的收。

万历四十六年与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朝廷已经加了两回辽饷，每次都是每亩地加三厘五毫，加起来每亩就是七厘银。

虽然开征辽饷以后辽东新饷逐渐取代了京边钱粮的地位，但由于辽东海运的缘故，辽东新饷事实是留在登莱本地使用，所以登州官力争的正是作为一个整的京边钱粮，而不是只是京边钱粮其中一小项的辽东旧饷。

至于去年的亏空也要求一并通理，倒是大家商量来与京里讨价还价的筹码之一，反正这件事必须妥协登州府才能有活路。

为了营造这带着冰霜的肃杀之气，孙推官可是带着大家在扫叶楼演练了不止一回，而被孙昌龄这么一将军，陶朗先真是惊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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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若是敢说不，这些登州府的官员看起来上就要把他撕了

因此陶朗先的额全是冷汗，好一会他才说：“怎么朝廷又加了辽饷了？我怎么不知？”

只是徐知府的脸看起来是诧异，陶台仔细一品却是说不尽的同情，这么一件大事你都不知，他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你被登州府彻底架空。

这自然代表着明初二十七万人承担的赋税被转移到这在籍的二万七千人上，现在一加辽饷，象文登县这些地方的农民负担更是突然暴增数倍，本无法承受。

而万历四十八年的二月，也就是现在，又下令了加了一回辽饷，每亩地再加二厘，三次辽饷加征总共是九厘银，所以被称为“九厘银。”

只是陶朗先额上就第一时间渗汗来，下面的知州、同知、知县有切肤之，敢把这件事拿来跟省里、京里讨价还价，他却没有这样的胆量。

看到陶朗先一脸仓皇之，孙昌龄孙推官却是毫不客气地说：“臣，朝廷现在又加了一回辽饷，你不当机决断，恐怕是后患无穷源源不断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