饷倒也不是纯粹贪污挥霍了，而是用来养家丁。

营兵是朝廷的，而家丁是自己的，所以多数边镇将领喜把更多的军饷挪用过来养家丁，这也是边镇普遍存在空饷问题的原因。好在这些家丁将来还是要上阵的，很多家丁队伍到了关键时刻还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与京营比显然要好一，因为京营的空饷，就是将领纯粹的贪墨，他们不需要像边镇将领那样养家丁战场保命。

但是即便算上了将领的家丁，宣府和蓟镇也还是有空饷，倪元璐算之后密折上报宣府镇营兵兼卫所兵实有员额一万七千人，空饷三千人。

施曜所在的蓟镇三屯营、建昌营营兵兼卫所兵实有一万六千人，空饷四千人。对于这个空饷的比例，朱大明其实还算是满意的，至少与当初实上报的差距只有两成左右，还不像后来那样离谱。

但是该理的人员还是要理的，而且考虑到两年后应对建虏的侵，也有必要趁机清理掉一批不太可靠的将领，宣府镇总兵侯世禄和蓟镇三屯营总兵刘策还算尽责，而宣府副总兵张承荫、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却不敢死战，在面对建虏大军的时候一降一逃，这样的人留着也是祸害。

朱大明很快就把倪元璐和施曜的密折转给了军机，张惟贤知皇帝对军务的重视，所以很快就了理，参照京营的法，监军太监和坐营中官一律以欺君之罪斩。与京营不同的是，据皇帝的意思，宣府和蓟镇的副总兵张承荫、朱来同样抄家斩，张承荫的副总兵之位由宣府守备邓祖禹升任，朱来的副总兵之位则由蓟州镇原参将孙祖寿升任。

之所以升邓祖禹和孙祖寿的官，并不是他俩有多优秀，只是因为在军机会同兵报上来的候选名单里，这两个人是朱大明在后世读明史的时候就知的。

邓祖禹是万历年间的武士，万历年末天启初曾在沈任守备，在城激战的过程中被击落下，攻守双方都以为他死了，结果只是昏迷，等他醒来的时候沈城已经沦陷，无奈逃归，先是论罪死，后来知内情的官员上书施救，被改为宣府守备至今，再后来与侵的后金军激战，因公升任宣府副总兵，最后在与贼作战中被俘，不屈而死。至于孙祖寿，朱大明了解的不多，只知他在崇祯二年后金侵的过程中，跟随满桂在德胜门外一起战死。

宣府和蓟州两个边镇虚报兵员冒领军饷的问题，最后该杀的杀、该罚的罚，数日之内就了结了。这就是有了密折和军机的好，不需要上朝会议论来议论去，让懂军事的军事、懂政务的政务，这样一份工少了扯，多了效率。而且军机以军法论罪，本不走刑、督察院、大理寺这个司法系统。惟一主军法的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又是军机大臣兼着大都督，所以效率就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