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张延登的观就是，不仅不能开海，还要在闽浙粤沿海整饬军备，继续厉行海禁，认为一旦开放商民海，那么无异于以商养寇、以财资敌，会壮大了那些本来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的海寇势力。

除了说海禁是皇明祖训之外，他还提了一个理由，即闽浙沿海本来就是海盗猖獗之地，从嘉靖时期开始，沿海商民有很多都是海盗的同伙，在岸是商人，下海即海盗，还说倭寇之主要就是沿海商民充作内招引上岸的。

因为东南商业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在明末的时候，是一个难以避免也阻挡不了的历史，靠堵是堵不住的，除非像后世满清关之后所的那样，把江南长三角一带遍地的商富贾杀净、抢净，要不然本阻挡不了商业贸易的发展趋势。

南京南京尚书郑三俊，是万历二十八年的士，在原本的历史上，再过两年，他就会被崇祯皇帝招北京，先北京朝廷的尚书，然后又吏尚书。

所以，对崇祯皇帝来说，与其什么也不，坐等同样的结果现，还不如脆开海通商，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不得不说，张延登的说法，说了一分事实，也有一定的理。

至于钱士升和惠世扬这两个人的观，与京师朝堂之上的这几个人大同小异，惠世扬是反对农商并重或者重商政策，认为开海通商会鼓励商业发展，从来导致官府舍本逐末，忽视农业。

而钱士升的观则与霍化鹏相近，认为泰西诸夷海商来到大明，会破坏大明自给自足的商业环境，乃至败坏大明的人纲常、风俗礼仪等制度。

最重要的是，郑三俊和张慎言所说的这些情况以及他们的担心，即使在没有开海的明末崇祯年间，也依然变成了现实。

若论人品官德、学问修养，这个郑三俊的确是很厉害，值得崇祯皇帝重用，但可惜的是他也有其他东林党人的那些臭病，到了北京当尚书之后，除了一再向崇祯皇帝建议给东南数省减税减赋、减轻钱粮负担之外，没有能够提一开拓财源的用主意。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在历史上曾经当过浙江巡抚，对闽浙沿海的情况还算是有所了解，但他却依然反对开海。

而与张延登提的反对理由相比，南京尚书兼掌吏事的郑三俊提的反对理由，就相对客观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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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廷的粮安全到了明末的时候，的确是过于依赖江浙、湖广等地了，而当时的北方因为连年天灾**，粮生产难以自给自足，半数依赖东南漕粮，若是东南漕粮不继，北方包括京师也肯定会大。

这一次，他在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的说法，倒是与张慎言的差不多。

总的来说，这个人也算是明末历史上的一位很有声望的名臣了。

但是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是知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闭关锁国短期内或许会四海升平，社会稳定，但百余年后，就会被外面的世界边缘化，被现代世界远远地抛在后，因此绝不能因噎废，因为担心生就关起门来自己过。

客观地说，这个郑三俊的确不愧是尚书的人，对这些问题看得还是很透彻的。

不过对京师朝堂之上的这些反对观，他不打算重，而对南京和江浙官员的反对，他却将他们一律革职论罪。/p

他在奏折中说，开放东南沿海的这些通商岸，会导致东南沿海局面继续重视商业贸易而忽视粮生产。他的意思是，东南乃朝廷钱粮重地，但却耕地有限，重商的结果必然导致轻视忽视农业，一旦东南粮短缺，那么运往北方的漕粮也就会减少，长久之后就会导致北方饥荒。

但是对此，崇祯皇帝自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所以本就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