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用间篇》说，‘兴师十万，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是儒家的本观念，这和仲的富国、商鞅的尊君绝不相同。是以诸葛亮任法无损其为仁政，因为他是‘用心平而劝戒明’，刑政虽峻而百姓无怨。

兵争之中，有侵略、有自卫。侵略是以掠夺残杀为目的的，自卫则以保民为职事，诚所谓不得已而用之，确乎称得上一个‘仁’字。

但礼主要是一教化作用，当社会情形日益败坏，礼的作用也会越来越薄弱。有是‘世用重典’，真是极有见地的说法。

至于礼、刑的运用则取决于时势，遭逢世而持王仁政恐怕就不免像孟那样到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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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谏太宗十思书》曾说，‘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太宗此举真是将魏征的谏言丢在脑后了。

这样看来，宋襄公不但不懂兵事，而且不知仁政的本，真可说是迂阔太甚了。(未完待续。)

大赦之举无疑是对律法的轻亵，没有丝毫可取之。赦免恶人，就是谋害善人，天下百姓又何能欣鼓舞、与君同乐呢？

古代遇有新皇登基或重大庆典，往往实行大赦，以此搏一个宽仁的名。就连颇知政理的唐太宗也未能免此。相传他将罪犯赦归，约定期限让这些人回来伏法，结果罪犯个个遵守约定，太宗龙颜大悦，将他们全都赦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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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必求胜，战胜的手段就无所谓正邪了。

孙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也可以算作‘仁’了。反之，则一将功成万骨枯，只能算将而非仁将。

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四时的节序。气发育，秋气肃杀，本是自然的现象，岂能分善恶？前儒将礼教归于王，刑法归于霸，加以轩轾，实在不算明。宋朝积贫积弱，穷促东南，而不敢一‘利’字，国破地削，终至于神州陆沉，成亘古未有之惨祸，这岂是王仁政该有的效用吗？

孔虽然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太史公也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但是社会的祸患并非一朝一夕而成，除了少数觉锐的思想家、政治家，绝大多数人是不了解整个社会的真实情形的。真到了天下大，再如梦初醒去用重典，可就太迟了。

孙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兵家还需要仁的品质，可见‘仁’不是绑住自己的手脚，一味平和了事的。刑法是用来裁制罪恶的，王倘若刑措不用，那是对罪恶宽仁，何以保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