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其所著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版。1896年他从曼谷到昆明，接着又到东北三省游历。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也是各国列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他以亲历者的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随后，他又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莫理循在英国有很大的公共关系，也享有很好的国际声誉。如果他能倾向临时政府，那对缓和与英国的关系，提临时政府的国际声望，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将大有益。所以，陈文对莫理循表现了足够的情和坦率，这也让莫理循到很愉快。

“中国应该有一位有力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并能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为其指导方针，把中国引领向大、光明的未来。”莫理循的这番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与袁世凯良好的个人关系，起码陈文就有此觉。

“我的看法与你稍有不同，我认为所谓有力的领导人在现今中国的环境下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而一个有力的领导心，却足以到你所说的这些。”陈文和蔼地笑：“对于新生的共和政权，你应该抱有信心，我建议，你去广州走一趟，相信你定会不虚此行。”

“这个建议很好，但有些晚了。”莫理循眨了眨睛，笑：“去广州的计划正在付诸实施，这里只是中间站。”

“哦，那倒是我多此一举了。”陈文哈哈一笑，说：“莫理循先生是少有的对中国保持公正态度的英国人，对中国复兴的愿望也是真诚的，对此我到很钦佩。”

莫理循笑了笑，然后很谨慎地说：“对于北方的袁世凯，临时政府，或者以你个人的角度，是如何看待的？”

在莫理循的中，袁世凯自然有另外一个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不免是个人喜好的结果，但莫理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加之他与袁往甚密，他中的袁世凯在某些方面或许更贴近真实的袁世凯。

陈文沉了一下，他有些搞不清楚，这是莫理循的个人关心，还是代表袁世凯所作的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