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把我给放了。”老人信不疑地说。“那是一个黑人士兵，长得大，他看见阵地上只剩下我一人，又想活捉我。他一冲上来就把我扫倒了。他把我压在地上，死死掐住我的脖，我咬牙关，使全力气，双手向他睛挖去，他疼得一下松开了手，用嘴咬掉我的一截手指。”说到这里，老人抬起他的左手给我看，果真指不见了。

“鬼可凶着呢！”老人继续说，“他抓起石又砸向了我的。我两冒，血满面，一下就昏了过去。当我苏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已躺在内蒙古包的一所队医院里。”

“这我知，不过我还是喜吃鲍鱼。”

我坐在他的书房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声聊天。刘国全的母亲忙着在楼下家务事。他父亲从另外一间房走了过来。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七十多岁的老人，弱消瘦可有耐，不慌不忙、饶有趣味地听着我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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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全说：“他脾气古怪，动辄搬革命大理来教训我。”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他去接电话。趁这机会，我才得以看了看他们这幢还算蛮不错的房。这是一两层木制楼房，地板是打磨得溜光闪闪的杉木，周围还有另外一些住宅，坐落在百货大楼一带，俯瞰着日夜向东奔的长江。共有五间小房间，三间在楼上，楼下是客厅、厨房和一间小客房，宽大。

“你的确是个好兵，可你什么也没有，除了我这个儿。”刘国全接着老人的话说，“国防长是你战友，是吧？怎么不个航空母舰给我开开？”听刘国全这么一说，老人奇怪地看着我们，鼓着睛，脖绷得的，一句话也说不来。

手臂长，肤黝黑，情和善，见到谁都是一脸情的微笑，我好像从来没有见他和谁生气发过火。他和我最为投机，他认为我决不是那类喜装腔作势的假斯文者。他提到最近一次海到韩国的航行。“啊，丁仆，要是你同我一起到韩国，一同品尝济州岛的韩一麦酒，你准会知，这世界除了女人，还有好多奇妙的东西。”

“不要说鲍鱼，在西归浦和济州的任何乡土餐馆，海龙虾、生鱼片、海产火锅、烤方鱼等新鲜的海产品比比皆是。你甚至可以亲目烹调海女们集的海螺、鲍鱼的景象。”

“那另外一个呢？”我笑着问他，“是不是给您放跑了？”

他向我讲起了五十年代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些英雄事迹。他说，“我和三名战士摸上山，才发现那是敌人的营指挥所，敌人正作一团，有的人惊慌失措想继续溃逃，举着手枪的敌目却在拼命阻止。我‘啪’的一枪，首先把敌指挥官给击毙了，对着敌人又是一梭弹。敌人一时摸不清情况，便纷纷往山下逃去。一名敌军官见势不好，举枪率领督战队，又把约300多名敌人往前面赶。我于是大声命令战友们：‘使劲打，不要可惜弹！’。我匍匐到离敌人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用冲锋枪一个劲地猛扫，枪都被我打坏了，弹也打完了。有四个国兵，我击毙了其中三人。”

后来老人问起我现在什么工作，还是在上学，我说我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因为学的是哲学专业。他说，学哲学好啊，过去他就想过要研究一些哲学问题。我喜老人。他老是想到往事，一开就没完没了：“八十年代在武汉，秦基伟接见我们志愿军15军45师134团的老兵。他问刘松林到了没有？我报告说：报告师长，三营八连七班班长刘松林到了。‘他是国防长。’有人提醒我。我也搞不清，他怎么升得那么快。他又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没有。1000斤大米票证的复员费已经领过了。他兴的笑了起来，大声说：刘松林同志是个好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