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的。我在他家认识了迪贝鲁先生，随后，便相甚笃，所以不能不谈一谈他。

迪贝鲁先生是个洲人，是苏里南的一位司令官的儿。司令官死后的继承人、纳沙泰尔的勒尚伯里埃先生娶了他的遗孀。后者再次丧夫之后，便带着儿来到她第二个丈夫的故里定居。迪贝鲁是独生，极其富有，是母亲的掌上明珠，受到心培育，良好的教育使他受益匪浅。他懂得许多知识，但都一知半解，对艺术也有所钟，特别喜标榜自己善于推理。他一副冷峻、邃的荷兰人模样，肤黑红黑红的，格内向，沉默寡言，这大大有助于他的这自自擂。他虽然年纪轻轻的，但耳朵聋，且患有痛风病。这使得他的一切举止动作都极其稳重，极其严肃，而且，尽他喜争论，有时甚至争得很久，但一般来说说话很少，因为他听不见。他的整个外表令我肃然起敬。我暗自思忖：“这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贤哲，有他这样的人朋友会很幸福的。”他常冲我说话，却从不对我作任何恭维，令我对他佩服得五投地。他很少跟我谈我，谈我的书，也很少跟我谈他自己。他倒并非是没有看法，而且他所说的话还正确的。他说话之正确与准确，十分引我。他在思想上没有元帅勋爵的明和细，但不乏元帅说话的质朴，这一可说是与元帅不谋而合。我对他并不着迷，但因敬重而产生了好，渐渐地由敬重而变成了友情。与他在一起，我完全忘掉了我当初不愿与奥尔什男爵往的那异议：“他太富有了。”我想我当时的看法是错的。可是，现实让我怀疑，一个腰缠万贯之人，不论他是谁，会真心实意地喜我的准则及其制订人的。

有长一段时间，我不怎么见到迪贝鲁，因为我压儿不去纳沙泰尔，而他也只是每年才到利上校的山里来这么一次。我为什么本不去纳沙泰尔呢？是因为耍孩脾气，这得谈上一谈。

尽我因受到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在避难中，开始时免遭了迫害，但至少并未避免公众、市政官员和牧师们的纷纷议论。在法国拿我开刀之后，谁要是不至少给我颜看看，就不是好样的，害怕不仿效我的那些迫害者，就显得是不赞成他们似的。纳沙泰尔的那个阶层，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团伙率先发难，企图鼓动议会来反对我。这一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便转向行政长官。后者立即让人查禁了我的书，而且一有机会便对我毫不客气，暗示并直言，如果我本想在该城定居的话，大家也是容不下我的。他们在其期刊《信使》上连篇累牍地载满了无稽之谈和无聊的伪善之语，使明白人看了鄙夷不屑，却能煽起黎民百姓起来反对我。尽如此，我在听了他们的那些话语之后，仍得对他们施与我的极大的恩典激涕零，因为他们让我在莫埃——其实他们在那儿毫无影响——住了下来。他们真想品脱计量售空气于我，条件是我得以价购买。他们要我因受到保护而向他们表示谢意，其实那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提供给我的，而且，他们是一直想剥夺掉对我的这保护的。最后，因为无法得逞，在竭尽全力伤害我、诽谤我之后，竟然大言不惭地拿麻当有趣，向我夸耀他们如何仁慈，容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来。我本该对他们嗤之以鼻，不予理会，可我蠢的，竟动了肝火，竟荒唐地不愿去纳沙泰尔，而且把此决心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能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总是被人拿着当枪使，所以对他们太认真的话，反而是过于抬举他们了。再说，那些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威望、权力和金钱，本想象不应该对天才有所尊重，想象不侮辱了天才就是在羞辱自己。有这么一位村长，因贪污被革了职，他对我认识的那位伊莎贝尔的丈夫、拉维尔谷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才气过人，您把他给我带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以这吻说话之人的不满当然是不太会让遭人不满者动气的。

据人们在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纳沙泰尔对待我的态度，我便不太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有所照顾。可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而且他也曾十分情地接待过我。不过，在这一带，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逢迎奉承，所以亲切的表示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然而，我已正式皈依新教，又生活在新教的国土上，我就不能不去参加我所尊奉的新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是违背自己的信誓，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所以我便常去参加圣事。另外，我也担心走到圣桌前，遭到拒绝，受到侮辱。而且，日内瓦议会和纳沙泰尔教会的叫嚷已甚嚣尘上，当地牧师完全有可能不让我安安静静地去他的教堂里瞻仰圣。我见领圣的日快到了，便决心给蒙莫兰先生——就是当地的那位牧师——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良好的心愿，并且向他声言，我打心里是一直皈依新教的。同时，为了在信条方面免遭求疵，我还对他说，我不愿对信条作任何私下的解释。在这方面有言在先之后，我反倒踏实了，相信蒙莫兰先生不经事先讨论是一定拒绝我去领圣餐的，可我又绝不愿去争论一番，因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而且错不在我。可是，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蒙莫兰先生来了，他不仅向我宣布，他将我所说的条件同意我领圣，而且还说，他同他的老教友们都因有我这么一个教徒的加到无上光荣。我一辈也没这么惊喜过，也没到如此欣。我觉在世界上，总是离群索居的话，那命是很苦的，特别是逆境之中。在一再受到通缉和迫害时，能够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至少是生活在自己的教友们中间”，我觉得这真是不胜言。于是，我满心激动，着温情的泪去领圣了，这也许是人们在景仰上帝时的最佳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布弗莱夫人的信，至少据我推测，此信是经由达朗贝尔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勋爵元帅。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信里，她严厉斥责我不该给蒙莫兰先生写那封信，特别是不该去领圣。我不明白她是在冲谁发这么大的火，尤其是自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我一直是公开声称自己是新教徒，而且我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过荷兰教堂（）1，可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这有趣的，布弗莱伯爵夫人竟然想在宗教信仰上对我加以指导。然而，尽我不懂她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怀疑她完全是于好心好意，所以我对她的这莫名其妙的训斥委实不觉得生气，并心平气和地回了她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理由。

这时候，辱骂的印刷品越来越多，其厚的作者们责怪权势者对我过于手。主谋者们在幕后指挥着的这一片鸣狗吠，真是有凄厉可怕。而我则任人去说，毫不激动。有人肯定地对我说，索尔朋神学院有一纸谴责书，可我本就不相信。索尔朋神学院据什么要掺和这事呢？它想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吗？可这是众所周知的呀。它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加尔文教徒吗？可这与它有何相？这份心真是太蹊跷了，这是越俎代庖，要替我们的牧师。在见到这一纸谴责书之前，我以为是他人假借索尔朋神学院之名，使之传开去，以取笑该神学院。读了它之后，我便完全相信确系如此了。最后，当我对它的真实再无法怀疑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必须把索尔朋神学院的人送神病院去。

另有一个材料更令我痛心，因为那是自我一向敬重的一个人之手，我敬佩他的定，但可怜他的盲目。我说的是黎大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我觉得我不得不予以答复。我可以到不失份，这同我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几乎一样。我从不喜伏尔泰那样的暴争吵。我只会颇有尊严地与人相辩，而且我希望攻击我的人不辱我的回击，方肯予以自卫。我毫不怀疑，这份训谕是耶稣会士的手笔，而且，尽他们当时已自难保，可我始终可以从中看他们践踏落难之人的那一旧的准则。于是乎，我也就可以照自己的老准则行事，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又猛击该文本：我相信我以前就是这么的，还奏效。

我觉得在莫埃的日很舒服，而且，为了决心在此终我一生，我所缺少的只是可靠的生活来源。此生活费用的，而我因旧家拆散，安了新家，所有家什全都变卖或丢失了，加之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所必需的一应销，所以我从前的所有计划看着全被推翻了。我见我所有的那一钱财在逐日减少。过不了两三年，剩下的那也将耗费殆尽，而我又看不见有什么生财之，除非重新开始写书，而这又是我已经抛却的不祥的职业。

我信，不久，一切将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变，从疯狂中彻悟的公众将会使权势者们为自己的疯狂而汗颜，所以我便竭力把那钱省吃俭用，以维持到时来运转之时，那我就有更多的可能从送上门来的生活手段中去加以选择了。为此，我又拿起我的《音乐辞典》来。这辞典我已搞了十年，已差不多了，只欠最后，誊清即可。我的书籍不久前送来了，为我完成该作提供了资料。同时寄来的我的文稿使我可以开始写我的回忆录，我今后将一心一意地去写它。我先开始把一些信件转抄在一个集里，好引导我事情和时间的先后次序去回忆。我已经将我为此目的而要保存的那些信件作了筛选，而且，将近十年以来的信件我也没有停止挑选。然而，在我整理它们以便转抄时，我发现其中有一段空白，使我大为惊异。这段空白差不多有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筛选时已将狄德罗、德莱尔、埃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的许多信挑选来了，而他们的这些信正好是在这段空白时间写的，可却找不到了。都哪儿去了呢？我的文稿留在卢森堡府中的那几个月中，有谁拿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曾看见元帅先生拿走了我存文稿的那个房间的钥匙。由于好几封夫人们的信以及狄德罗的所有信件都无日期，我曾不得不凭着记忆摸索着给它们把日期注上，以便把这些信时间顺序排好。我起先还以为自己把日期注错了，所以便把所有这些原先无日期或经我补注上日期的信件重新过一遍，看看是否有属于这段空白时间的信件。但一无所获。我看到这段空白确实存在，那些信肯定是被人偷走了。是谁偷的呢？为什么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信都写于我的那些大争大吵之前，写于我因《朱丽》而初尝醉意之时，与任何人都无利害关系。多是狄德罗的一烦扰，德莱尔的一挖苦，舍农索夫人以及我当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埃奈夫人的一些友谊的表示。这些信能对谁那么重要呢？想拿去什么用呢？只是在七年之后我才猜到这场偷窃的可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