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孩过诚实的生活，从而防止他们走上犯罪路。他把无知和坏榜样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滋生地，因而尽一切力量通过世俗或宗教的教育把它们彻底清除。他呼吁当时正积极提倡建立国家教育系的科布登先生，应把消除犯罪和贫困作为国家教育系的首要的制措施。除了“雷基德学校”之外，他还创办了“改造学校”“便士银行”以及“鞋队”。哪儿需要善事，哪儿就少不了他的援救和帮助。属于他的每一分钟都无比充实。他的格言是：工作，工作，不今天哪里需要；时时如此吧，因为夜晚就要来临了。

就这样，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当他85岁龄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然而，他仍然时刻准备接待那些希望看到他的人——特别是那些穷人、狱囚犯或回心转意的罪人。他的生命逐渐凋零了。第二十三首圣歌不停地挂在他的嘴边，在每天的昏迷中，他到自己正在“向着家里走”。他曾经战胜了一切，现在正在结束这战斗。1875年4月14日，他安宁平静地睡着了。他的一生，确实是“活得值得的一生”。

莱特是通过信任罪犯来实现他们的改造。信任就是信心，他们的心灵是能够被动的。除非情况特别糟糕，年轻人是在缺少关怀和不诚实的环境中长大，否则信任就会是双方的。还是把人往最好的方面看吧。“往最坏看人，”玻利罗克先生说，“是坏心和卑鄙灵魂的确切标志。”你也许受骗了，这是真的，但受骗总比不公平待遇好。

不久，英国关闭了一切公共场所，禁止平民大众。许多重要的建筑在平日都关门闭，除非你得到了“命令”，或愿意给小吏和古玩讲解人小费。不列颠博馆被关闭了，国家展览馆被关闭了，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斯特修院被关闭了，威索尔古堡、宝塔、议会，以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古玩珍藏、艺术作品，除了极少数之外，都被关闭或藏起来了。看起来，有人认为，如果允许平民百姓到这些地方，他们立刻就会砍掉木、砸碎石、摧毁这些古老的建筑。

我们相信，已故的约瑟夫·休谟，是第一个公开致力于改变这可悲状况的人。他取得的第一个成就，是使不列颠博馆这幢公共建筑向公众开放。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其阻力是大的。有人早就惊呼，它的珍藏品已被无可挽回地损坏、损毁、碎、捣，甚至有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藏品也已被盗走。况且，所谓的革新居然是这样的！然而不如何，我们得谢休谟先生的顽争取，是他使不列颠博馆重新向公众开放，虽然博馆自然要对这些“洪”行预防。在重新开放之前，博馆只允许三三两两的小组参观，而且有一名官员——实际上是一名着便服的警察——陪他们四观看，他负责防范那些意图打碎珍藏品的人，随时准备突袭任何一心等待机会损坏边的珍藏品的野蛮人。

好！议会的命令下达了，不列颠博馆应该对所有屠夫、面包师、普通士兵、女裁、女帽制造或贩卖商，以及所有从事最普通职业的最普通的人开放。况且，我们的斯塔雷先生在野行为大量现时是怎么说的？就在野行径突发的那一天之后，他来到众议院（这时他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同时是不列颠博馆的专员）。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以一断然的语气宣布：“我受到了警告，也为之忧虑。然而，我现在可以声明，昨天（国际劳动节）有31500人到过不列颠博馆，而损失只有价值不足6便士的收藏品！”因而，所谓的“洪”是不存在的，应该普遍地允许人们自由地参观我们自己国家的古玩和艺术珍藏，而不致引起普遍的社会动。其秘密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应该受到信任。

在慈善工作中，休谟先生表现得非常顽。他不断呼吁那些理者，应该信任人民，向人民开放公共收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为人民在其中能够得到快乐、熏陶和教育。通过年复一年的不断重复的工作，他成功地使宝塔、汉姆顿廷、威斯斯特修院、圣保罗教堂等公共建筑次第向公众开放。这场运动逐渐蔓延开去，现在，不仅在敦，而且在许多大工业城市，公园都向公众开放，让人民在其中享受欣和乐趣。

1851年大展览时，是否应该派队包围敦以使人民保持安定，成了议会严肃讨论的主题。这一提议最终被否决了，晶没有被队包围。结果怎么样？几乎没有哪怕是价值1便士的东西被人偷走，也没有任何东西被人损坏。首都警察署署长罗文上校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被问到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这结果应归功于“人民的尚行为”。他补充说，许多设备最近得到了近几年都没有得到的改，也是允许人民公共建筑的结果——一句话，得益于信任人民。这是一消除“洪”的正确方法：允许人民自由地观看艺术作品，因为它们突地展示了上帝给人的恩赐；让人民在的形式——它充满了雅、奉献和贵——面前沉思，唤起真诚的情和严肃的思想，缅怀历史上的尚品行，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变得贵、谦卑、纯洁、文明。因而，我们的画廊应该成为教育基地，通过提净化鉴赏品味，动人们的内在灵魂，来最大限度地促国家的教育平。信任人民，允许他们自由地这些地方，这事实本就是一德品格的教育。信任某人——表示你乐意相信他——就是通过你的行为而不是法律或权威的力量向他表明，你相信他的真诚，你将尽最大努力博得他的好，赢得他的心灵。当你以自己的行为举止证明你相信他的好本时，你就消除了他的罪恶本。因而，善能克服恶。